第二天，架子就把信送了出去。这封信送出去后，我想象着一个浪漫的情景：贝思婷接到信的当天，必然会连夜赶到我家，然后当着众人的面，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委屈得放声大哭。届时，我自然会陪她大哭。母亲、大嫂、大哥和全村的人也会在一边默默流泪。天上还会下起滂沱大雨，以渲染这种类似于破镜重圆的悲壮情绪。可是，信送出去很久了，那涧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大约过了二十多天，贝思婷才在架子和知了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贝思婷见到我后，一点激动和被痛苦洗劫的样子都没有，还是那么冷静，那么矜持。她这个样子使我不得不想，过去的一个月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场梦。
不久，我考取了聘用干部并被分到了折子坡。在折子坡，正当我分秒难挨、万难齐全的时候，贝思婷出现了。她出现在折子坡的当天上午，我正在从小庙队回公社的路上。那天，太阳不知怎么那么大，那么毒辣，好像一直在追着我对准我烤灼，当时，已经精疲力竭又热又渴并万分沮丧的我，觉得自己一定会死在那条滚烫的山路上，就在这时，一场倾盆大雨不约而至了。所以，当我突然发现贝思婷站在公社门口等我时，我感觉到了一种寓意。
接下来，贝思婷每个星期都会来看我，并为此吃尽了苦头。折子坡离那涧有七十多公里，为了能保证每星期和我待足七个小时，贝思婷一般会在星期天早晨五点出发，上午九点到折子坡，下午四点再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小汽车站赶最后一班车。久而久之，对我来说，星期一到星期天上午九点这个时间段就变得十分难熬，那时，我像一个在沙漠里干渴了很久的孤魂，每时每刻都面朝那涧，全神贯注地倾听雨季到来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