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子的转述让我稍得安慰，但是，这种安慰像一阵风，掠过之后，很快就被一种尖锐的刺疼感代替了。我知道，她的这些话说得越轻松，委屈和压抑就越大，还有，从现在起，难道我就和这么好的女孩分手了？
这时，架子拍了下我的肩膀说，放下吧，早死早投生。
我吸了一下鼻子，觉得有些眼泪因为慌不择路，流进了我的鼻腔。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个星期，我的身体被一种莫名的东西一圈一圈地裹扎着，一点都打不开不说，人还时常发呆。尽管一切都结束了，但是那个那涧的姐姐，那个从不愿意和我多说一句话的贝思婷，那个在过去的日子里，全靠来回奔跑，全靠一双抑郁的大眼睛来表情达意的姑娘，像一只顽强的竹笋，在我的心中不停地生长着。我开始疯狂地想她。我一度消瘦到能随风滑行。在我最想念贝思婷的时候，我曾决定在半夜里跑到岔口，然后半蹲半跪在那里，紧紧地牵扯着架子的衣袖，声泪俱下地说，我后悔了，请你能去告诉贝思婷，我还爱她，我们重新开始吧！我甚至想在一个狂风大作、洪水泛滥的雨夜，奋力游过波涛汹涌的那涧，再翻过贝思婷家那截高高的插满了荆棘的院墙，一把抱住贝思婷，然后放声痛哭，互述衷肠，一订终身。但是，这些不过都是一些自我解脱和减压的想法而已，我终归没有做到，我只能在苦苦的煎熬中盼望着下一个黑夜的来临。
下个月的十七号，中心校准备举办全公社民办小学运动会，筹备会则于本月十二号在中心校召开，参会人员限定为各校领导或校方代表。我是一个从不会主动的男人，平时，无论向谁提要求就会脸红。但是今天，我却向校长提出了想去参加筹备会的要求。我提出这个要求时，冲动得连理由都没有想好，等校长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时，我才急中生智地说，班里有几个学生是可以为学校争到好名次的，我想通过这个会议，侦察到一些情报。我说得振振有词，校长虽然感到有些勉强，还是答应了。
我积极过头地要参加会议，不过是想见到贝思婷，这点我想你们也能猜到，但是在会上，我没有见到她。
散会后，我心思低低的，一点都不想回家，中心校附近正在放映电影《家》，于是我买了一张票坐了进去。这是一种黑白电影，爱情的戏份很多。尽管看的是别人的爱情，心里却有一种深入其内的痛切感，这种感觉令我不时地想流泪，但有煞风景的是，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我身后的两个女孩一直在说话，我正在为此而懊恼时，忽然我听到了贝思婷的名字。是的，一个嗓音有些嘶哑的女孩分明在说，我姐病了。好几天了。
电影散场后，我做出了一个超出性格底线的举动。我追上了那两个女孩，并勇敢地向她们打听了贝思婷的消息。那个声音沙哑的女孩就是贝思婷的妹妹，叫贝思菡，我好像听架子说过，贝思婷有个妹妹，正在喊城跟大姑读书，现在看来就是她了。此时，当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思菡一边不停地打量我，一边下意识地向后退。好久，她才用很土很难听的方言说，你怎么搞的呀，我姐眼都肿莫缝了（看不见了），书都不能教了。你是怎么搞的呀！说完，嘴角向里一拧，像是要哭了。我正要说什么，她一转脸，拉着朋友快步走开了。思菡比我小不了多少，她看我的目光中充满了埋怨和鄙视，所以当她走远时，我感到自己特别渺小和无用。我彻底崩溃了。
回到家，我就找出了纸和笔。很快，那一张张纸就如一口口深而干涸的大坝，储满了我的内疚、疼痛、不安和悔恨之意。
写完了这封信，我就快步向岔口走去。我知道架子看到这份信后会如何嘲笑我，也知道架子一定不会再为我去那涧送信，因为这是一件让我自己都感到失却信义的事，更不符合架子的性格。但是，这些都没能挡住我的脚步，我在那些野草迷乱的小道上健步如飞，简直就像一个慷慨赴死的大英雄。
事情要比我想象的顺利，架子愿意送这封信，不过他终究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一边笑，一边摇头，接着又是一边笑一边摇头。架子的笑和别人不同，架子对某件事有好感时，脸上是毫无表情的，而他的笑里往往有不信任、嘲讽、蔑视和愤怒的成分。这一次不会变了吧？他问，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泥沼般的疑虑。我狠狠地点了一下头。他又笑了笑，但并不看我。他的这个样子让我很不自在，很心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