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的相亲就变得很轻松了。不用相亲,路遇搭讪的就很多。
飞饼慢慢也有了大美女都有的矜持,不多话,多半时间沉默,偶尔微笑。有几次,飞饼把自己曾经的照片取出来,给那些对她穷追不舍的男人看,她问:“这是我妹妹,你喜欢吗?”
三宝和楸楸举办婚礼的时候,飞饼多喝了几杯,李小荷开车送她回家时问她:“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
飞饼醉眼迷离地伸出手指,在空气中勾画一个轮廓,说:“一个愿意和我一起胖的男人。”
2011年,飞饼在翠华路开了家私人定制蛋糕店。
同年年底,印度在重庆奉子成婚。李山和大刘开车去参加了印度的婚礼,飞饼让他俩捎去了一个红包。红包里是张卡,里面有两人在一起时的一点共同存款。红包封盖的内侧写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牙子就是比白吉馍好吃。
后来,印度回西安办过一次事,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喝了个茶。没有人叫飞饼,都知道叫了她也不会来。
印度也瘦了很多,瘦得我们有点不太认识。他已经不是那个一提吃就流口水的馋胖子,似乎比我们都更快一步地变成了稳妥老成的中年人。
印度抢着付账时,打开的钱包里露出了妻子和儿子的照片。他儿子在那里甜甜地对着大家笑,小脸上聚集了爸妈的全部优点,长得真漂亮。
没有人提起飞饼。
印度还是见了飞饼。离开西安前,印度让李山开车带着他去了趟翠华路。他让李山把车停在飞饼的蛋糕店对面不远处。他坐在车里,一直盯着玻璃橱窗后面忙碌的飞饼的身影看。
那天飞饼穿了件薄荷绿的长裙子,纤细的身形摇曳在明净橱窗后面,很动人。
直到身上的小半盒烟都抽完了,印度才轻声跟李山说:“走吧。”
在车上,李山心里还在想,看见前女友在自己离开后突然变成一个大美女,印度肯定后悔吧,换了哪个男人多少都会后悔的。
然后,李山就听到了印度叹气的声音。印度说:“飞饼怎么那么瘦?还是胖点好。”
印度说那句话时的声音特别轻,像盖了很多床棉被的伤口,掩着,捂着,听起来还是那么疼。
也正是在2011年,印度飞饼突然在古城莫名流行开来。一时间,走到哪里都见白衣厨子含笑走来,声势浩大地表演一张大饼在一桌人头顶飞来飞去的杂技。
飞饼从来不点印度飞饼,因为开蛋糕店的缘故,她现在非常不爱吃甜食。
而每一次在餐厅里遇到头顶有张大饼在飞来飞去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飞饼和印度。
想起那对胖乎乎的情侣坐在大家面前笑得甜蜜知足的样子,一样眯到快没缝的弯眼睛,一对连位置都相似的清浅酒窝;想起印度描述飞饼周末在厨房做饭时的幸福,也想起飞饼说到“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要嫁的一定就是这个人了”时的笃定;想起飞饼醉躺在李小荷车上说“一个愿意和我一起胖的男人”时的温柔和无助;也想起印度在李山车里的那句无奈而疼痛的叹息。
曾经说好的天涯海角后来都在,只是与当初的他们再无瓜葛。
他们的故事业已谢幕,在多情的记忆里和冷漠的现实前,喜乐疼痛早已被当事人深埋。能够肆意为那一场场拥有与离别落泪的,从来都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别人故事的旁观者。经由别人,路过自己。在别人的故事里掬一把自己的热泪。
餐厅师傅的大饼还在我头上飞,我们这桌人都傻傻仰着头。
那团雪白的面饼,飞碟一样,在厨师的高举过头顶的手指间灵巧穿梭,上下飞舞,赢得客人们的满堂喝彩。最终它还是要离开那双它熟悉的手。
食物终要离开厨子。飞饼最终离开印度。
这世界山长,水长,所有分别的人都还在。只是最初那个愿意和你一起胖着浪荡人生的人,他躲入人群,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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