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人，摇滚的人和不摇滚的人。这两种人永远不能互相理解。他们之间有一条不见底的深壑，你或许可以从这边越到另一边，从那边越回到这边，甚至把自己分裂的精神一半留在这边，一半留在那边，但你不可能站在中间，那些人看起来像站在中间，只是因为他们越过边界时背包里还装着那一边的石头。
尽管没听过摇滚，但是屈原无疑是第一个摇滚的人——他是Post Punk（后朋）的：他才华横溢，他与众不同，他心理扭曲，他神经质，他异常敏感地把身边的所有人贴上了“小人”的标签，他的眼里只有两条人生的路——他的路和错误的路，他的自负与别人本来未必不怀好意的动作成为两个扭力不断撕拧着他的心（这是他的自我毁灭）。他认为渔父是错的，而他是明智的；渔夫认为他是错的，而自己则是明智的。等这两个人都死了，我们发现，他们都对。
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摇滚的人，他太太也是。他在与弟子讨论人生的时候，他的太太冲上来毫不留情地骂了他一顿，旁若无人地大骂，之后还向他头上泼了一盆脏水才解气。苏格拉底却对此淡定（或许带些欣赏）地一笑，继续研讨他心中的人生。他的摇滚属于情绪EMO：怀疑一切不属于他的，看淡、之后看轻一切不属于他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从来不必效仿任何人（苏格拉底从未出书，大概是由于讲话的形式更自由无束），宣泄自己的情绪从来不顾及任何事情（可能在他看来他太太最可爱的一面就是让他尴尬并让她臭名远扬的一面）。安分的居民嘲讽地看着他的太太，严谨的学者对他的学说皱着眉头。他们真的错了吗？他们才不管这些。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短短十字便击毁了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膜拜的神像，于是王安石成了中国骂名最盛的政客。雨果说这样被骂是一种荣耀，但心死之前的那个活生生的王安石绝对会抄起砖头把这“荣耀”打碎。他和宋神宗是一个朋克乐队：他们用粗暴的节奏（人们说这是粗糙和急躁）反叛旧的一切，反叛这个一直试图把自己同化的社会，他们要让世界被他们同化，他们要用看起来是、听起来是，做起来几乎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可是如同1977 年的那几支伟大的乐队一样，他们最终也心死了，放弃了他们的朋克。有人说宋神宗皇帝在这时，经过了多年的失败和改革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亦有人云，这时，是他发现正确的方向已经被堵死，只能向另一个荒谬的方向前进的时候。
没有谁对，没有谁错。
查理·卓别林的信条是Experimential（实验主义）的：他从来不在表演中掺杂自己的性格、观点、情绪，他把自己藏起来，他只是在为了美而表演，没有任何主观色彩。他说“所有人都懂我”，所有人都点头同意；但若问“谁真正理解卓别林”，只怕所有人都会摇头。这很极端，谁说不是呢？
现实的人永远不会理解嘶吼、呻吟与狂乱的号角，他们安分，所以不愿做孤立者。于是谋杀机器又成功地赶走了一个灵魂中的土著，让它变成了最适合这个世界的罐头，他们比那些“在空气中闻到了燃烧橡胶的味道”的人，聪明许多，他们做得对。
从而我们发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从你的眼到某颗星，而是灵魂间的深壑。
我的灵魂已经分裂成许多义冢，投向了分裂的怀抱，而我的真身躲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唱着只有自己知道的歌。
灵魂的世界中有多少深壑与界石，我躲在其后，等待一个能让我听到他的声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