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富十年，能赚的和不能赚的。
文/方浩 摄影∕黄更生 贾睿
因为一条关于电商的微博，阎焱陷入争议的漩涡。很多人不理解，作为凡客诚品的主要投资机构，赛富投资基金的掌门人为何如此抨击B2C游戏规则，套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很多电商公司是“躺着就中枪了”。
更有甚者，把阎焱的这番言论视作投资人故意唱衰中国电商行业、随时准备进场收拾残局的信号。“赛富要想投电商，早就大规模投了，何必等到现在?凡客是个特例，因为它有自己的Branding。”2011年年末的一个下午，阎焱在赛富位于中环世贸的北京办公室接受了《创业邦》记者的专访。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时间点。由“电商过冬论”而引起的“资本的冬天”一说正在中国创投市场蔓延开来，2011年下半年以来，境内外IPO窗口的日益紧缩是这一趋势的最好注脚。融资不易，套现更难，过去十年中，这一幕只有在2001年和2008年上演过;而对于赛富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季节” 了：2001年初冬的空气中还飘散着刚刚破裂不久的互联网泡沫，软银赛富(赛富投资基金前身)就十分“应景”地诞生了。那一年陈天桥刚接触网游，池宇峰还在卖电脑软件，陈年的身份则是卓越网图书事业部总监……
这些日后带领各自公司成为赛富投资清单上明星企业的老板们，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引领一个行业，甚至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阎焱或者羊东的名字，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中国入世了。这对于当时的赛富来说，无疑是“坏消息之后的好消息”。
“世界很大，赚钱的机会有的是，不要担心错过什么。”这是李嘉诚有一次在香港当面对阎焱说的。事实上，在中国加入WTO的十年中，VC们要做到持续地错过机会实在是一件小概率事件——难点在于，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泡沫或陷阱。
阎焱经常把巴菲特那句名言放在嘴边：当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自律性是赛富的一个基因，我们很少跟风。”在目前赛富投资过的约140家公司中，只有2家B2C：凡客和天天网，赛富看重的是，这两家一个有自己的品牌，一个属于B2C里毛利最高的品类，而且赛富从来没有光伏、SNS、团购等热门领域的标的。“不是说这些领域不好，而是我们确实看不明白;赛富的一个投资原则就是，自己看不懂的坚决不投。”从赛富一成立就加入的合伙人羊东说。
对于一家10年间在中国投资了30亿美元的机构来说，衡量其决策水准的风向标不仅是投资回报率，即发现和挖掘的黄金种子，而且还在于自己作为种子选手，是如何被LP看待的。一组数字似乎可以间接给出答案：2001年，赛富第一期基金的规模是4亿美元，全部来自思科;2011年年底，赛富管理的基金规模是36.5亿美元再加50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LP中既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这种大学基金，也有J.P摩根、GE等金融大鳄的资本。
阎焱说，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是做知青时在生产队获得的，一年下来只有2毛7分钱。“经历过那个年代之后，我现在最怕各种运动式的投资热潮，乌泱乌泱的，真的怕了。”
身世
2011年11月9日晚上，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金茂大宴会厅。炫丽的灯光下，200多人静静地看着台上大屏幕正在播放的一段视频，里面是一位10岁的小姑娘，在她的祝福声中，穿插着赛富员工的十年回忆。这是赛富基金十周年庆典晚宴，那个小姑娘是羊东的女儿，她和赛富同年同月出生。像她这样在2001 年及其之后出生的小朋友，在赛富被称为“富二代”。
羊东负责投资的完美时空，创造了赛富历史上最高的投资回报率：800万美元的投入，4.6亿美元的回报
这次十周年庆典来了近百位赛富新老员工，近百位赛富投资过的企业老总，还有海内外的LP代表、圈内好友。视频放过之后，阎焱对大家说，现在赛富的员工已经达到78人。毫无疑问，这个人数在国内美元基金公司中，已属于“大中型企业”。而2001年赛富成立的时候，员工总数是2人。
赛富的第一个员工其实是羊东。2001年年初，当时还在软银中国的羊东接到电话，希望他能够加入即将成立的软银赛富基金，当时负责此事的是美国软银的创始人Gary Rieschel。Gary其实是思科公司的代表，主要负责思科的投资业务。而思科之所以与软银产生交集，就在于孙正义。众所周知，孙正义在日本做得最成功的生意之一，就是代理美国各大IT公司的日本业务，后来慢慢演变成日本雅虎、日本思科等等。
“当时软银占有日本思科大概20%的股份，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像日本雅虎那样单独上市，”羊东回忆说，“但后来思科又决定不上市了，这就使得孙正义少赚了很多钱，感觉被美国人‘开了飞机’。”
事后思科觉得确实对不住孙正义，所以就决定成立一只面向亚洲市场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思科拿出了10亿美金，其中拿出一些股份送给了软银。“等于是还老孙一个人情。”羊东说。这10亿美金中，有4亿放在了中国，就是软银赛富一期基金的全部来源。
有了钱，还得找人。Gary很了解中国，要在中国做投资，就必须找中国人。但当时中国的创投行业还远不像今天这样火热，真正做投资的没几个人，而大陆人则是少之又少。“2002年，我们举办第一届中华创业投资协会(中华股权投资协会前身)年会的时候，也就十来个人，我、熊晓鸽这些人当时都是自己提着皮包去深圳一家酒店报到的，服务员都以为我们是开皮包公司的。”阎焱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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