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儿俩在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就来到了马戏团的场地，发现马戏团还没有来。辽阔的草地上，没有帐篷，没有大象和搞怪动物，没有穿着亮晶晶的紧身衣的少女们，没有镇上传说的关于马戏团的其他东西，只是空荡荡的，七岁的艾伦失望地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悲叹：“八成不会来啦！”
十二岁的艾迪冷静地回答：“别傻啦。广告上说是星期六，对不对？”他想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咱们早来很好，咱们准能找到工作。先来的先雇用。懂吗？”
“艾迪，他们会不会耍我？”
“这问题你要问多少遍？你这个傻瓜，我怎么知道？”艾迪真想这么回答，可是他自己也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就改口说：“我会替你找到工作的，你让我来提好了。”
“肯定有小丑吗？”
“一定有的。”
“你怎么知道？”
“没错儿，我知道的。”艾迪从袋里掏出童子军小刀，打开一叶刀片。“咱们来玩‘割地皮’吧。消磨消磨时间。”
“小丑最好看了，我特想看，”艾伦嘟哝着说，“还有能打出人来的大炮。要是他们不来，才叫人难受呢。”
他们盘腿坐在草地上，玩起来。虽有一丁点风，可天气不错，太阳已经很暖和了，春天的气息洋溢在空气中：刚割下来的干草和各种野花以及犁过的土地散发出阵阵香味。
除了身高和体重不同，兄弟俩的外貌很相像，两人都是亚麻色的头发，都是蓝眼睛，瘦削、清秀的脸，白色皮肤；两人的身体都瘦高而结实。他们的衣着更显出他们是同胞兄弟：短袖棉布衬衫，颜色虽然不同，裁剪却完全一样；同样是褪了色、穿旧补过的斜纹布裤；同样的运动鞋，边儿都磨破了，用胶布补着。他们一边玩着游戏，一边谈着马戏团——可心里都暗暗地担忧。艾迪从来没看到过大马戏团演出，艾伦连马戏团什么样都没看到过，他俩心里都存在着一个疑虑：这个马戏团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俩住在印第安纳农业区中心的一个小村子里。马戏团得几年才能来一次，这天正是马戏团老板认为值得来一次的“演出日”。刚刚贴出这个为时一天的大场面的宣传招贴画，两个孩子就马上跑到他们的母亲那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她像往常一样，先听他们说完，然后也像往常一样，回答他们说：“孩子，对不起，两张票要花一元二角钱，我可没这份儿闲钱。”孩子们从来不和母亲争论。三年前，当他们的父亲遗弃他们以后，“对不起”和“不行”这些字眼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轰不走也赶不掉。
但是，这次谈话之后，艾迪紧接着就从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那儿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如果你去得早，如果你帮着他们提水，帮着他们安排座位，或者帮着做点其他工作，你就可以免费进去看戏。因此，这两个叫坎贝尔的兄弟带了两片花生酱三明治，用纸袋包着，在七点四十五分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渴望着能找到工作。可是他们还没找到工作，却找到了很多为自己担心的理由。人家会不会让一个七岁大的孩子干活，这是艾伦担心的；艾迪却在担心另一个问题。在母亲出去干活的日子，他负责照看弟弟。这一回，母亲是有条件地答应他们出来的：他决不离开弟弟。他口头答应了——可是他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他们只会雇他一个人干活，因此他得做出选择，照顾弟弟，还是看马戏呢。放弃看马戏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可是，如果让艾伦自己个儿打发这一天，让他独自走一英里多路回家，自己肯定就要挨一顿痛打，晚饭也没的吃了。一边玩着“割地皮”游戏，艾迪一边担忧着。无论他怎样决定，都免不了一场伤心。
来到广场上的孩子，从八点到八点半，再到九点，越来越多。停止了游戏的坎贝尔兄弟，像两个身在敌国的间谍似地兜着圈子。他们盘问每一个新到的孩子是干活儿免费进去呢，还是买票进去。想干活进去的孩子已经很多了。他们估量着每一个新到的竞争者的年龄、体力以及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可能的竞争。
终于到了十点半，轰隆轰隆的拖拉机拖着一列拖车，预示着第一批堂皇的先驱队终于到了。这些高大的拖车都漆成红色，两旁标着“蓓蕾兄弟马戏团”的白色大字。等待着的孩子们的喉咙里爆发出一阵响亮的、欢快的呼声，他们穿过草地飞奔而来，嘴里高喊：“雇我吧……我愿意干活儿……我力气大。”没人理他们，更没人雇他们，除了有时有人吆喝：“注意……小心点儿……往后站……”越来越多的拖车散布在广场各处，几辆旅行汽车也在随后驶来了，一伙穿着工装裤和斜纹布裤的人从车里跳下来，开始不可开交地忙活着。有些人爬到拖拉机上，开动起重机和打桩机；另有些人把拖车两侧的车板放下来，露出几大捆帆布和一些又粗又大、五颜六色的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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