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还在项目部的水泥混凝土搅拌站工作，主管后勤。我们承揽了一个特大型高速公路桥工程，搅拌站是一个配套机构。行内人不说“混凝土”，说“砼”。
春节过后，我们租赁的那个院子又来了一个租户，是一个人造大理石厂，主要产品是住宅卫生间台面。工艺看似神秘其实很简单，是用滑石粉、氢氧化铝、环氧树脂、固化剂、染料等材料进行勾兑，然后成型、烘干，最后按客户要求的尺寸进行切割、粘贴、研磨和抛光。
有一个叫何莉的女孩。
院里没有自来水，我们有一口自打的机井。何莉每天都要到我们站上打水，必须我同意。何莉个子高，长得也漂亮，有些瘦，两颊各有一块浅浅的高原红，就像王菲唱《相约98》时那个妆。她在厂子里做饭，和他一同来的还有她老公，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她是河北称之为“张八”的那一类人，粗枝大叶、嘻嘻哈哈。不久就到了人人认识、认识人人的程度。喜欢出头露面，厂里有什么事需要联系，一般都打发她去。她做饭，最好的是“臊子面”，时常给我送一大碗。有时没事做了，她就到我办公室和我聊天，登上搅拌楼操作室看人家操作，有时坐上运成品的罐车去兜风。其间还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司机在运行途中说挡把松了，需要扶着，否则就要脱挡。何莉不知是计，老老实实用双手搂着挡把，司机每换一次挡就摸一下她的手。后来有人告诉她这是司机发坏，她就找上那个司机一顿臭骂。
何莉爱唱歌，总是一路走一路唱。我说她的歌唱得特别好听，她听了很高兴：“你不嫌我的歌土？”我说我最喜欢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我叫她给我唱几个，她也不害臊，说唱就唱。有《走西口》《赶脚调》《十八姐担水》等，大多是那种信天游的调子：
三十里水来二十里河，五十里路上送哥哥
前沟里有雾后沟里有雨，送哥哥送到沟底里
……
半碗豆豆半碗米，端起饭来想起你
想你想你常想你，想得我眼泪常流哩
……
就像站在黄土高坡的塬上，中间只隔一道沟，那叫鸿沟，相爱的人可见不可及，只有扯开嗓子大声吼。
我挺喜欢她，就因为她的没心没肺。她对我很友好，总说满院子都是大老粗，就我一个文化人，上学的时候就特喜欢语文老师。也有些暧昧，眼神总是那么凝视，有时看我在电脑写东西，把头和我的脸凑得很近，发丝轻拂在我的耳际，搞得我很痒。她两肘支在桌子上，细细的腰就倚在我的一旁，我相信，只要我轻轻一揽，她就会顺从地坐到我腿上。我没有。
这个厂子开办不久，金融危机就来了。先是老板来得越来越少，最后是一个月也不见一次。也许是老板对这种小投资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也许是他自己也感到束手无策，采取的是一种放弃管理的方法。最后发展到连工人们的伙食费不开支，打电话都不接的程度，任由这十几个工人既没活路也没饭吃的这么耗着。他可能要的就是工人挺不住了，自动离厂，也省了处理善后。可何莉他们不能就这么走，因为老板还欠着他们半年的工钱。当初说的是做饭每月600元，在车间900元，两人加在一起就是9000块，这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数。而且，这是一笔真正的血汗钱。她老公在厂子里干的是研磨工序。研磨分为干磨和湿磨，干磨是用角磨机进行粗磨，湿磨是用砂纸沾着水进行精细抛光。干磨是最脏最苦的活。随着角磨机的飞快转动，石粉如沙尘暴一样疯狂肆虐弥漫四周。几个小时下来人就像白粉喷涂的一般，鼻孔和嗓子眼里塞满了粘腻的粉垢。我和他们说过，这个活干久了肯定要得矽肺，这是个严重的职业病，到了晚期和癌症无异。他们说家里穷，还是先顾眼前吧。
这天，何莉去了趟市里，是想找他们老板要钱，傍晚才回来。早上走的时候和我说过，我来打听结果。
进屋以后，见何莉趴在床上哭，她对象勾着头在那里蹲着，一声不吭。见我进来，何莉爬起来，眼睛红红的。我问怎么样，何莉恨恨地骂道：“找什么找，这个乌龟王八蛋！”她并不知道老板的准确地址，就知道他在市里开着一家汽车修理厂。她按照别人给她提供的线索，先是从胡家园问起，又走到河北路上，又有人把她支到了建材路上，又沿上海道走回来，最后在工农村总算找到了老板的修理厂。到了厂子一打听，说老板有病住院了，问哪家医院，谁也不敢说。后来有人偷偷告诉了老板的电话号码，她用公用电话拨通后，老板一听是她，很不耐烦地说正输着液呢。可她明明听见电话里面又是男又是女的，说得挺热闹，好像在吃饭。何莉问：“我们的事怎么办？”老板问什么事，何莉就把要工资的意思说了一遍。老板听了沉默一会就说：“知道了，回去听信吧。”然后电话就挂了。再拨，关机。跑了一下午，就这么个结果。我暗暗地算了一下，好个傻闺女，就靠两只脚，一天下来足足走了四十里。
何莉两口子是甘肃合水人。我养过车，跑过那里，知道那里地贫水少，满坡黄土，生存条件很差，唯一亮点是地底下有石油（长庆油田）。何莉和我说过，家里很穷，爸爸得了怪病腰佝偻着像一条大虾，麻秆一样消瘦的母亲跟人到县城里卸车，累死累活卸一车砖才挣10块钱。都快六月了，5岁女儿还穿着腊月里的棉衣棉裤。所以，这个钱一定要要回来，说完又哭。
我心里一阵发酸，一种扶危救困的豪情油然而生，就说；“我这人历来不管闲事，这次破例帮你们一回。”
何莉停止了啼哭，扬起一张泪脸问：“你帮我找老板？”
我说：“我哪里认识他。”
何莉说：“那你怎么帮我？”
我说：“这几年国家一直重视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出现过温总理帮民工讨工钱的事。津州市也很重视，公布过各区县的举报投诉电话，咱们走投诉这条路。”
何莉说：“咱们是外地人，又跟人家没有用工合同，政府会帮我们吗？”
我说：“政府所说的弱势群体就是指你们，不但帮你们讨要，还会给你们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何莉问：“什么叫法律援助？”
我说：“就是免费为你们指定律师，帮你们打官司。”
她充满疑虑地问：“可咱们不知道举报电话的号码呀。”
我说：“这好办，可以打114查询。”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查询台，一问就问了出来。我一边大声重复，一边示意何莉记下来，他们根本就不写字，哪来的笔和纸，就找了根钉子刻在了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