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峰村在普同村的上方，山林覆盖广阔，道路崎岖险峻。那有一个战争年代留下来的“逃兵”──大家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能这样叫。稍微客气一点，就叫他“老逃”或者“逃夫子”。在乡干部在场的一类正规场合，人们舌头一溜也许就叫成了“逃同志”。
听那人的口音，他是四川或云南人，只是说不清自己的来处，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姓名、年龄以及家人情况。他很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炮弹炸疯了，失去记忆了。这样的人没法遣返。暂时留下来先混一口饭吃，是当年县人武部的安排。
老逃一留下来就是好几十年，成了雾峰村的合法村民。他虽然有些呆笨，但为人忠厚本分，干活也卖力，挖茶山或者修渡槽都是一把好手，还学会了说本地话。只是年老力衰以后，在这里无亲无故，晚景有些凄凉。几年前的一天，他大雪天去砍柴，摔了一跤，落了个中风，全身瘫痪，连自己找口水喝也犯难了。当时赶上人民公社散伙，各家自扫门前雪。一个瘫子，而且是个无名无姓的瘫子，哪一家愿意接纳收留？
村长老杨为此急得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木匠家里说：“你牛皮哄哄，说你什么东西都做得出？”木匠说那是不假。村长说：“那好，你给我做一样东西。”木匠问要做什么。村长说：“这样东西要有几用：抬起来是个担架，放下来是张椅子，打开来是张床。”木匠不明白对方要这个有何用。村长说：“这你不要管，你只管做好就是。”
木匠费了一番心思，三天之后果然把一个多功能担架发明出来了。老杨便召集全村人来看新式装备：“逃夫子瘫了，这你们是知道的。他没有后人，你们也是知道的。老班子说过，孤寡残疾都有所养，这是天道，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呢。所以从今以后大家都要伸一只手。逃兵要在村里吃轮饭，今天从我家轮起。我说清楚了，规矩要立三条：一是主家吃什么，他就要吃什么；二是每天要抬进屋，不能让他睡阶基；三是每一家管送不管接，但送人时要保证他身上干净，没气味，不然下方家可以不接。你们听清楚了吗？”
有两三个人不大乐意，但嘀咕了一阵，见规矩一视同仁，也不好说什么。
从此以后，老逃瘫了两年多，也就吃了两年多的百家饭，算是没饿着也没冻着，身上也没怎么臭，被村民们一直服侍到最后一刻。临终前，他瞪大眼睛看来看去，看着担架边的人，咬住最后一口气，硬挺着脖子，就是不死。
旁人说：“你的寿衣早准备好了，放心吧。”
他眼里没什么反应。
旁人又说：“你的料（棺木）也有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
他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脸上憋得通红。
这可难住了大家。有人说：“他兴怕是要找杨老倌？”这一说，大家都觉得像，于是赶快差人去找村长。当时老杨在县城里做木材生意，听到消息后深夜赶回来，一进门没顾上擦汗，就抓住了逃兵的手。果然，逃兵一见到他，目光微微一颤，转而变得柔和与安详。他没有说话，只是随着两脚使劲一蹬，眼皮慢慢地合上了，但留下一条缝，得由老杨去抹一把。
他最后的神情倒像个孩子，似乎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有点害怕，得抓住父母的手，才有几分心安。
村里给他缝了一套衣服，打了副棺木，放了一挂鞭炮，让他善终入土。只是墓碑没法立，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岁。他到底是来自红军，抑或来自国军，抑或来自土匪流寇，更无人知晓。总不能只在墓碑上刻下“逃兵”二字吧？
选自《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