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并不算伟大，伟大的是那些默默承受生活的人，那需要更大的勇气。
我觉得自己是整个传统文化链条上的一环。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导演或艺术家，电影的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对我来说不是给我实用主义的一种帮助，而是一个温暖和背景。
我们必须沿着时间的轨道，我们必须等到我们耗尽那么多的时间才能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或者得到或者失去，人与人的相遇，那些偶然的事情，那些必然的事情，都是在时间的秩序里面展开的。一切都是在时间的向度上展开的。包括我们的空间的变化，是在时间的秩序里进行的。生命就是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挽留它。
我非常希望我的电影里有一种生命在里边，但是生命是没有理由的。
拍电影有点象探险，你大概知道一个方向，也知道将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一路上有什么风景，你能领略到什么，这是未知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里面那些突然看到的、突然发现的东西。
人有的时候是善于遗忘的族群，我们太容易遗忘了，所以我们需要电影。
由纪实技术生产出来的所谓真实，很可能遮蔽隐藏在现实秩序中的真实。而方言、非职业演员、实景、同期录音直至长镜头并不代表真实本身，有人完全有可能用以上元素按方配制一副迷幻药，让你迷失于鬼话世界。
我是一个在场者，而不是一个闯入者。摄影机关切、从容不无冷静；然而它又是一种凝视与顾盼，其中暴露而出的，是一位目击者深藏的欲望，一份在冷静的凝视中隐抑的激情。
有人开玩笑说，我要跟你签约，这些话都是不负责任的，轻易不要去点燃一个人的理想。对于一个35岁的矿工来说，让他生活得更平静一些不好吗？现实就是现实。
我不会站在主流立场上来观察这个社会。
电影是一种记忆的方法，纪录片帮我们留下曾经活着的痕迹，这是我们和遗忘对抗的方法之一。
灵感和天才固然重要，但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坚持勤奋意志力以及自我缓解创作压力的技巧。
在我们的视野中，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份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
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
可以不断转换的电视频道，改变了人们的视听习惯，在众多的视听产品面前，观众轻易地选择了本能需要。
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与别人交谈，我情愿用自己的方式说一些实话。
当我们赤裸的时候，没有阶级区别。
在各种各样的脸色面前，自尊心严重受挫，理想变成了杀手。
我愿意直面真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我们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
不要去迷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机构，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证明自己的价值。
艺术受到艺术家的调侃，许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与艺术迅速划清界限。他们将创作变成了操作，在躲避实用主义者的挤兑的同时，使艺术成为了一种实用。将一切都纳入处于职业规范下，甚至不惜压抑激情与力量，艺术中剩下了机巧，还有什么？
这个世界的人智慧应该不缺，少的是勇敢。因为是否能够选择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背叛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开始，事关自由；是否能够结束，事关自由；自由要我们下决心，不患得患失，不怕疼痛。
中国需要一些非常彪悍的个性的人，彪悍到可以独立的与这个时代共舞，参与到里面，改变它，影响它。而不是穿上盔甲，说我是独立的，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
对我来说，获得态度比获得形式更为重要。想明白用什么方式拍电影和想明白用什么态度看世界永远不可分开。
如何评判影像并不在于它的灯光打得多么漂亮，运动多么复杂，最主要的是看它有没有表达出现实生活的质感，是否具有一种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
所谓的学问除了增加了他傲视别人的资本外，并不能实际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态度。在这些人眼里，知识就像金钱一样，只是作为一种很实用的流通工具。
许多作品犹如自我抚摸，分散的视点，事实上拒绝与人真诚交流。艺术家的目光不在锐利，进而缺乏关注。许多人没有力量凝视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专注情感，就要直面人性。
一切自然地存在着，只需要我们去凝视，去体会。
我们在看电影，电影中的人在看我们。
有一种电影要求很长时间的积淀，有一种需要闪电般的灵感。
在我身上有所有中国导演的缺点，比如说戏剧性，我很爱戏剧性，我也是看评书看章回小说长大的，但我知道那是一个缺陷，我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娱乐化了、传奇化了。
我一直同步记录国民演变的过程，我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性要求一个导演很敏感很同步地来判断。我相信我的作品会成为中国标志性的一组建筑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