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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打来电话，说村子里在搞新农村建设，大多数的乡村道路加以整修或阔宽，并打制成混凝土路面，以后我们走路就舒坦了。我家房子的外墙也全部被粉饰一新，包括那座历史“悠久”的曾经风雨飘摇的老房子。一问，说是我们那儿先搞的新农村试点，还上了c市电视台新闻，以后农村都要这样搞。
我无语。作为一个农民，理应感到欣慰啊，很多朋友都这么说。从2005年开始，我们农村不再上公粮，小孩子读小学和初中，不再交学费，减轻了我们农民多少负担，不少城镇居民对我们农村是越来越羡慕不已。虽然我昨天没有翘首企盼，虽然我今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农民，可我毕竟感受到了我们国家今天的富强和伟大。我常常笑着对朋友们说，今天我们这些农民哪，最应该感谢的人物应是三个“平”，一、邓小平；二、袁隆平；三、李昌平。为何这样说？因为，是邓公起来搞的改革开放，搞的土地包产到户，提高了我们农民的耕种积极性，从此填得饱了肚皮；是那个西农的袁隆平教授，响应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最早研制出了杂交水稻，提高了田地粮食亩产量，让我们农民开始有了剩余；至于李昌平先生，他则是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人。
“三农”问题曾经的确让我们担心不已。我们这一代农民，好多都种不来庄稼了。我决不是胡言乱语，至少我就是如此。常年在外打工，对自己的那几分土地，恁是热爱不起来。君不见大多退耕还林地，秋草齐腰深么？然而，至今没做农活了，却对当年曾经学做农活的经历记忆犹深。
我们村地处渝北丘陵地带，人口众多，田地少，人均不足一亩，才七分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个种庄稼的能手，不论犁田打耙，栽秧打谷，无所不精。记得在大集体那年月，人们再怎么辛苦，再怎么拼死拼活白天黑夜的干，却还是要挨受冻馁。那时候，最让人高兴的事也仅仅是生产队保管室的人在喊：“称麦子了……”、“打包谷（玉米）哟……”、“担谷子……”。然而，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毕竟有限，我们常常是吃了这一顿不知下一顿该怎么办。终于，我的母亲，一个年龄尚不足三十岁的妇女，狠心的抛下我们，在那年月撒手人寰。斯年，我九岁，我的弟弟六岁，而且，她就离别在马上准备包产到户之前。农民们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老一辈的人还经历了“六一二年灾荒年生”，至今谈及都心有余悸，庆幸当初竟还有一种“观音米”可吃，也庆幸当初的“饿死指标（笑资）”没有轮到自己头上，更庆幸后来国家把田地分给了我们农民，就是包产到户。于是，我父亲的“能干”才表现出来了，每年所收的粮食都比别人家的好。——他开始教我学种庄稼，而我却一身柔弱的样子，怎么着也只是学得个“四不象”，为此，我没少挨父亲的责骂。
父亲告诉我，你是一个农民，就必须会做农民的“活路”，尽管我们都同样是人。也许人的贵贱真有差别，那年月，我们在城镇居民眼中，就是“傻农民”而已。我现在犹记得我一次拿两分钱只能给父亲买到五支的“经济”牌香烟；我现在犹记得我拿借来的分币称盐巴，那个供销社里的店员，一个吃公家粮的“居民”，她却说我打搅了她吃饭的时间，把我狠狠地骂了一场，看着我这个伤心得大哭的小孩子，就不把盐巴称给我；我现在犹记得我拿一毛九分钱打了半斤煤油，在半路上跌了一交，玻璃瓶碎了，煤油全都泄漏在地缝里，我哭着回家……；我们是“傻农民”，一生下来，注定就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注定就要挨世人的白眼，尽管我们强忍着饥饿也要把应该上交的粮食甚或种子都交给集体，好让那些所谓的“吃公家粮的居民”每月吃着数量虽然也不多的大米时我们吃的是菜叶或者清亮可鉴的粗粮羹。
我现在不明白那时候的土地为什么那样金贵，生产队里几乎天天都听得到为争地界而引起的吵架声，其中不乏动用武力，此起彼伏。试想，就那一锄之界，能有多少收成？我们村里的人家，收进仓里的粮食，稻谷倒是能吃到第二年秋收，唯一使我郁闷的是，我们春季收到的小麦，百分之八九十都要做为公粮和统购粮交给国家。这也是没办法，只怪我们收得太少了。要想收得更多，只有寸土必争，这也许就是农民们天天都有吵架的原因。我父亲不屑与人争执，他从不间断地在允许范围内修整我们的土地，他说，这是“农业学大寨”。为了这“农业学大寨”，我当年也出了不少劳力。于是，我们分得的略显贫瘠的土地，年复一年，变得宽余和肥沃了许多。——至今如是，只要是没事可做了，他就往土地边上垒石头，尽可能的把土地弄得平整和规矩些，不在乎人们常常讥笑于他，说什么“工业学大庆”的人还有退休工资可拿，而农民却什么都没有。共3页，当前第1页123※本文作者：半空烟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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