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一一八、滑稽的晋升既然已经批下来转业，主动权就在我的手上。以前，于翠*医生批下来转业，就是不办手续，什幺时候解决入一党一问题，什幺时候办手续。我也照此办理。我妻子自始至终在上班。我在家里，对医院中的事情一清二楚。高政委在全院大会上宣布我转业后，说：“陈宣章再有天大的本事，我们还是不要他。有本事有什幺了不起，我们要你就留你；我们不要你就叫你转业。这种人，目无一党一委，凭着脑瓜子聪明，有一点本事就想为所欲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听了妻子回来学舌，笑得肚子痛，竟有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高”政委，实在是“高”！我在家没有事，就去《棒棰岛周报》聊天，写文章发表；去大连市少年宫开讲座，搞比赛；去大连市科协科普部谈征订《动手做报》之事。科协科普部王*艺部长大力支持征订《动手做报》，下发文件到中小学，具体还有各学校征订数量，共计一万份。上海科协《动手做报》社乐得不得了，决定成立《动手做报》大连站，由我担任站长。我告诉王部长，自己马上要转业回上海，请他担任站长。结果，王部长让其秘书担任站长。1988年征订《动手做报》就出了差错：各学校把征订的钱寄到上海；科协科普部也寄了一万份《动手做报》的征订费。这件事被王部长知道后，他一拍胸脯，这一万份由科协科普部赠送给各学校。《动手做报》征订组大为感动，特地组织一次赴大连的科普活动。后来，因为教育部下文件对学校订阅报刊的限制，《动手做报》的阅报量直线下降，而大连站至今一直维持在五千份以上。我在家中一点都不急，医院领导要我去办手续，我转告他们：职称问题不解决是不会办手续的。与此同时，我给旅顺基地领导、北京海军政委李耀文写信（这些信件的复写底稿至今留存），对403医院这些年错误处理的若干问题提出抗诉。终于，403医院孙院长一口答应立即去旅顺基地办理我的职称晋升问题。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把我晋升为病理主治军医的命令宣布了。在《军队专业技术干部专业技术职务任免呈报表》上有旅顺基地司令员赵国*的签名。十分滑稽的是：旅顺基地技术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论是“经评审，已具备了主治医师的任职资格，同意晋升。”究竟是原来的评审结论错误，还是现在基地司令员“一手遮天”凌驾于旅顺基地技术评审委员会呢？对于我国的各种考试，我一直有异议。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汉朝时，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这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因为始终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的强大世族势力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这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科举制，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解放前，西学流入，各种学堂举行考试给予文凭，在社会上仅供参考，关键还是用人单位的实际业绩作决定。解放后，因为当工人与当学者都是为人民服务，待遇相差无几，当工人还有“领导阶级”的荣誉，念书、考试的成绩并不重要。拿上海人来说，宁可在上海当工人，不愿去外地当技术员。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文凭、职称的“价值”越来越高，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怪现象，好像不读大学就低人一等。现代选拔公务员也成一种制度，改名为“国考”。考试就是名誉、地位、金钱的敲门砖。以文凭用人使科举制中间历来都有的营私舞弊，现在考试中越演越烈。而且，把握这种权力的人就是你的顶头上司或者同行，其他的一切都不能作数。另外，一个单位中，各种职称还有名额规定，而人员又不能自一由流动。种种弊端同样深入各种学术一团一体。现在，有些方面有所“松动”，但是根子没有变，“松动”的结果可能是弊端更加恶化。例如：我同学马洪*，高中时就是上海数学竞赛的获奖者。此人非常聪明，二军大入学后，成绩第一名者就是他。在海军因派性被转业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研究生考试。他报的是着名电生理权威的研究生，只招一名。他成绩第一，却未被录取，因为这一名研究生是内定给一个人的。当时领导提出多收一名，权威坚决拒绝。后来一名都未录取。第二年那位内定的人录取了，因为马洪*不考了。我的职称晋升就这样滑稽地解决了。但更荒谬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一一九、安排工作为了我的转业，妻子不肯随我去上海。大连姑娘不肯离开大连是有风俗习惯的。反正我的决心已定。她大姐听说此事，从北京专程来大连说服妹妹。我对妻子说：“这是最后机会。现在不去，将来永远不可能进上海。除非你调到上海-大连的船上工作。”她晕船厉害，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她大姐也做通她父母工作，最后她答应了。我先把儿子转学的事办好，就着手夫妻俩的工作安排。医院在这里又耍了个花招：告诉我安排在“上海轻纺局”，具体什幺单位就是不说。我就提出回上海看一看工作单位满意不满意？他们才说了真话：安排在“上海市轻工业局”。上海根本没有“轻纺局”。我回上海就直奔轻工业局人事处。轻工业局在江西中路，离我家很近。人事处一位副处长（女）告诉我：部队来人说你肺手术过，要我们照顾你，安排在轻工业局疗养所，具体工作是搞心电图。我就问：“我妻子工作呢？”她说：“轻工业局微生物研究所。”我俩就直奔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出差了，是一党一支部书记接待的。他说：“你的工作单位疗养所在程家桥。微生物研究所与法国合资的生产工地也在程家桥，你妻子具体工作是仓库保管员。工作很轻松，合资企业效益很好。”聊着聊着，这位一党一支部书记听出我妻子是山东人，就攀起了老乡，谈得就热情得多。他说：“合资企业的确不错。希望你早日来上班。”我就与妻子商量，先把她安排好，我再想办法调到医院去。第二天，我俩又去轻工业局人事处，谈具体的报到等事。人事处一女副处长就开了住房申领单，叫我俩去高安路军转办领了住房，就是现在的新泾一村。我们又赶到北新泾，整个大楼只有202室有住家。他是虹桥机场一党一办主任老张，他妻子在胸科医院检验科工作。他说：“我搬进来时只有自来水，没有电，因为大楼验收不合格。过了几天来电了，说验收合格了。”我的住房很小。老张说：“你不应该马上拿房子。军转办管房子的那个蔡老太婆很坏，总是先给你不好的。你塞了红包，她就给你大的、层次好的。”我是副一团一级，理应拿大一点、层次好一点的。但是，我的心思在工作单位上，也没有再去军转办搞。我觉得，住房大小、层次无关紧要，关键是工作单位必须是医院。再次到轻工业局人事处，谁知，妻子的工作黄了。原来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与一党一支部书记是死对头，一听说是一党一支部书记的山东老乡就坚决拒绝接收。我就火了。人事处一女副处长就说了如下的话：“轻工业局疗养所只有9个医生，都是没有本科文凭的。疗养所的服务对象是局领导、工厂领导和劳动模范，工作很轻，待遇很高。所长、副所长即将退休，你就是接班人。你爱人的工作我们会尽量安排好的，你放心。”我一看，有理由闹了，就气呼一呼的离开了。我们直奔东海舰队政治部，找海军的军转办负责人。谁知，这位负责人竟是旅顺基地的转业干部，他自己转业，顺便安排我的工作。我问他：“军队干部中行政干部、一党一务干部转业时，没有专业要进行专业培训。我是有专业的，而且在国内有名望，你们却要我改行。我要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去告你们。”他马上就说：“我不懂医学，只知道你是医生就安排为医生，不知道医生中隔行如隔山。旅顺基地叫我给你找个轻松的工作，因为你身体不好。既然你工作不满意，就自己去找，找好了，我就给你办。”我一听，当场拿起电话给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第二医院医务科负责人、同学谷德*通话。我告诉他自己转业了，专业是临床病理，问他要不要？他说：“要要要，我们十分需要。”我又告诉他：“我的档案在轻工业局，只要你有办法把我弄过去，我就到纺二医院上班。”他说：“院长出国考察了，我做不了主。能不能过些日子？”我就挂断了。这时，南海舰队同学中最后一个转业的同学徐绍*正好进来。他也是这一批转业的。他告诉我：“同学潘雷*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第一医院当一党一委书记。你为什幺不找他？”我马上给潘雷*打电话。潘雷*接到电话，马上就说：“我们医院病理科负责医生退休，正好没有人，我们正发愁呢。你不要挂断，我马上找院长商量。”过一会，他在电话中说：“叶院长请你马上到我这儿来。”我俩立即奔纺一医院。潘雷*和院长叶季*接待我俩。叶院长问了我的学历、资历，我把主治军医的证明、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的证书、历年发表的论文目录给他们看了。叶院长立即拍板接收了。我告诉他们：“我们两个的档案在轻工业局。”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态：“这你就不要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大连搬家，来上海上班。档案的事是我们的事。”我问：“那幺我妻子的工作呢？”“我们既然接收你，你妻子也一起接收了。”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俩个马上回大连。（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