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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那年入学，学校就在我们东边邻村，离家一里地。
这所学校在村南边，共三排房子，南北两排长些，各有三四个教室，中间一排两个教室，老师住室在北边一排西头。学校正当院有棵大榆树，上面挂钟。正门朝西，门口就是操场，东边也没有围墙，可以自由出入，村民戏称为光屁股学校。
学校都是瓦房，北边一排盖得最早，为了省料，用的全是单砖。我在北边一排上一年级时，北墙当腰里掉了几块砖，坐在教室就可以看到鸭子在坑里戏水。教室的设施也简单，凳子一律由学生自带，低年级课桌是二指厚、几庹长的木板，一板一组。南边一排是四五年级，课桌都是泥巴台子。有同学为追求平整，在上面泼上水，待半干时用烂碗片一下一下搪，竟也搪得油光发亮。只有两个初中班用课桌，在中间一排。村办小学原是不准办初中的，听父亲说，这样可以缓解镇上中学的压力，这种模式，叫“戴帽初中”。
那时学校师资缺乏，全校只有校长一人是公办教师，正儿八经由国家发工资。校长五十多岁，身材偏胖，满头白发，看上去很和蔼，但我们都怕他。剩下的教师，都是民办。民办老师脱离生产劳动，由生产队记工分。当民办老师可以脱产，活儿又体面，大队干部争着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往学校安排，造成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小学毕业也当起了民办（这批老师中能坚持从教二十年以上的，后来大都转成了公办老师）。民办教师一个月只有几块钱津贴，口粮仍在生产队分，生活水平不比村民们高多少。有时我们到老师宿舍去，老师的饭已做好，但并不揭锅—那里面，大多也是一锅红薯疙瘩。校长就不一样了，他是商品粮户口，有购粮本。由学校毗邻一位干净爽利的农妇给他做饭，吃白面馍，顿顿有菜。
学校大概有三四百学生，每逢开大会，黑压压的坐一大片。大会一般由校长主持，教导主任讲话，学生代表发言。但最后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全体起立，呼口号。有位尹老师，教初中数学，领呼口号最拿手。尹老师喊一句，我们跟一句：“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向双百分进军！”声震屋瓦，响遏流云。口号内容往往由大到小，最后才涉及到学习。应该说，我开始上学接受的就是应试教育，重文化，轻素质，视体、艺、美为附科。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我觉得，起码在我们学校，一直在违背着毛主席的教导。这一点，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上也能体现出来。学校没有美术、音乐老师，这两科不用开，体育课则由各班班主任代上，夏天拾麦、割草、积肥，秋季捡豆，冬天拾柴（学生烤火，老师做饭用）。
全校政治课都由校长一人上，但没有教材。有一次，轮到我们上政治课，校长拿张报纸进了教室，说是要大家学习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我坐在第一排，能看到他正在念的那篇文章，左上角，有个光芒四射的天安门图案，上方是两个小黑体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都是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政论性文章，能引领一个时期的舆论导向。我们那时当然不懂，但因为是校长上课，大家都不敢捣乱，规规矩矩坐了四十五分钟。我只是模模糊糊记得他念报时提到了“南朝鲜”、“李承晚”（但我一直认为李承晚的“晚”是饭碗的“碗”，觉得这人起的名字真不好听）。今天回想，那应是一篇涉及国际时局的文章，要读懂、领会这篇论文，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水平，二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校长毕竟是校长，水平就是不一般。
我们没有美术课，但开了书法课，叫写大仿（毛笔字）。记得是三年级开始写，用的是透明油光纸，光面朝外一折，十六开，每张纸中间都是个筒子，可以装“仿格”（就是临摹用的字帖）。同学们用的仿格也一样，都是花二分钱在大队部旁的供销社买的，一面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另一面是，“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的反动纲领”，瘦瘦的，有柳体风格。老师每周收两篇大字作业，觉得哪个字儿写得好，就用红笔在上面画个圈儿，只是从来不讲笔法。有的同学为了多吃“圈儿”，写大字时先用钢笔勾个边儿，再用毛笔填充。共2页，当前第1页12※本文作者：史恒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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