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起我干哪一行时，我就窘态毕露、满面通红，口结不已，而原本人家都觉得我是个挺镇定的人的。我很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水匠”的人。我羡慕理发师、记账员与作家这些可以直截了当有所招认的人，因为他们的职业不言自明，无需冗言解释，而叫我回答这类问题，却感到十分局促：我是个笑者。一旦招认了，我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是这样谋生的吗？”时，又得老老实实地再招认一次：“是的。”
我的确靠发笑维生，而且笑得很好，因为套句商业用语来说，我的笑声是供不应求的。我是个优秀的笑者，没人笑得跟我一样好，也没有人能如此发扬我这行艺术的一精一粹。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会称自己为演员，但是我的才华在滑稽剧与朗诵术的领域中实在显得过于贫弱，我觉得用这个名称是太离谱了；我喜一爱一真理，而真相是：我是个笑者。我既非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员。我并不使人们开心，我表演开心；我像罗马帝王一样地笑，或者笑得像个敏一感的小男生，我发出十七世纪的笑声，与发出十九世纪的同样自在，如果场合需要，我一路笑尽所有的世纪，所有的社会阶层，所有不同的年龄，就像修皮鞋的，这不过是我练出的一种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怀抱了美洲的笑声，非洲的笑声，白种、红种与黄种的笑声——只要报酬合宜，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声就能轰然而出。我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里笑，在录音带中笑，电视导播对我也蛮尊重的。我凄惨地笑，适度地笑，神经地笑；我笑得像个电车上的剪票员或像杂货店里的帮工；清晨的笑声，晚间的笑声，子夜的笑声与黎明的笑声。简言之，无论何时需要何种笑声——我都得笑。这样一种行业，不必我说，自然是十分令人厌烦的了，特别是我还有一项专长——擅发传染一性一的笑声，这对三四流的滑稽演员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帮手了，这级演员很怕——也难怪他们——观众会错过他们说的关键一性一笑话，因此多半的晚上我都在夜总会里充当不露声色的捧场者，我的职责就是在表演节目嫌弱的当儿，发出传染一性一的笑声。这种笑声必须小心地在时机上扣得很准；我的放声纵笑不能来得太早，也不可来得过迟，必须恰是时候；在事先排练好的节骨眼儿上，我放声一笑，整个观众的轰笑也会响彻全场，台上说的笑话也才给救了起来。至于我呢，则拖着疲惫的身心来到衣帽间，穿上大衣，庆幸自己总算下班了。回到家中，总会发现有电报在等着我：“即刻需要你的笑声。星期二录音。”
数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暖气过强的特别快车上悲叹我的命运了。简直不必说，当我下了班或休假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想笑的；牛仔巴不得能忘却牛群，泥水匠能忘掉灰泥也是一桩乐事，木匠家中的门常常是坏的，要不然就是一抽一屉开不开。卖糖果的喜欢吃酸黄瓜，肉贩子喜欢杏仁饼，烤面包的宁可嚼香肠；也不要啃面包；斗牛士养鸽子消遣，赛拳的看见自己的孩子流鼻血，脸都吓白了；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自己工作之余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的人，很多人认为-或许十分正确——我是个悲观厌世的人。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几年中，我妻子常会对我说：“笑几声嘛！”但后来她就认清了我是无法满足她这个愿望的。我能在全然的肃穆中放松脸部紧绷的肌肉与磨损的一精一力，我就会觉得快乐。是真的，连别人的笑声我都受不了，因为那太令我想到自己的职业。所以说，我们的婚姻是十分静寂、安详的，因为连我妻子也忘了怎幺笑了；偶尔我见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我也回她一个浅笑。我们谈话声调很低，因为我痛恨夜总会里的喧嚣，还有录音间中不时充斥的闹声。不清楚我的人认为我沉默寡言。或许我是这样，因为我得常常张开口大笑。我一生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偶尔让自己也挤出一丝温柔的浅笑，我常怀疑自己可会真正笑过。我想没有。我的兄弟姊妹始终认为我是个老气横秋的孩子。不错，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笑，但我却从没听过自己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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