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朝圣——欧洲随想录之九

时间:2017-04-24 16:47:51 

从维熙

从维熙(1933~),河北玉田人,作家。着有《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走向混沌》、《欧行书简》等作品。

巴黎是我欧洲之行的第三站。

在此之前我在联邦德国的绿茵上穿行,并顺访了音乐之乡的奥地利。七月八日乘车抵巴黎,九日清晨就迫不及待去朝拜雨果故居。

在已故的一代法国文学巨人中,我偏爱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一直把被国内评论界誉为“法国文学的星魁北斗,法国社会的折光镜”的巴尔扎克,置于雨果之后。这和中国自盛唐之后,“扬李贬杜”或“扬杜贬李”之说,实出一辙,多由个人气质和经历所决定,实无更多的标准好讲。“没有偏爱,就没有艺术。”这是别林斯基说过的一句内行话,应该铭刻于艺术圣殿的鸿匾之上。

很遗憾,因为雨果故居坐落于一个偏僻街巷,我和向导小杜在巴士底狱广场下车后,向刚刚开门营业的商店,至少询问了“一打”商人,竟无人知晓雨果博物馆的准确位置。是不是因为商品价值上升,文化价值失重,我一时还难以评断;但对那些满面红光的富贾和柜台后边的太太小姐们,顿失敬意,则是我的真实感情。

还算不错,小杜的背包里带着一本巴黎街道地图,靠着它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个幽静的小巷之角,寻觅到了雨果故居——今天的巴黎雨果博物馆。

黑色大门口悬挂着一面法国国旗,时正天落霏雨,被打湿的黑红黄竖条旗,掩卷着沉甸甸的头颅,像是对这位世界艺术巨匠,默默地述说哀思之情。

“巴黎人都到哪儿去了?”我看看紧闭的两扇黑门,门口只有我和小杜两个中国人,不禁有些失望。

“我看看表!”小杜提醒我说,“九点半开馆,现在还不到开馆的时间!”

真糟——我们早到了近四十分钟。

按照我的想法:坐等开馆。小杜则觉得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巴黎古迹名胜,多如仲夏星空,不如先去凯旋门或罗浮宫一览巴黎的历史文明。执拗地坐等开门,是无任何意义的,但我还是要求小杜,第一天的行动路线,要符合觐圣的规范,在巴黎寻找雨果的昔日萍踪。小杜发现我很顽固,便挥手叫来一辆“的士”,开始了并非旅游的旅程。

在车上,我的感情逐渐平复了一些。并不是宽阔美丽的赛纳河,给我服用了镇静剂;在我的印象里,赛纳河虽然并不失其为美,但缺乏流荡在德国的莱茵河的妩媚柔情,也欠缺横流于奥地利南部多瑙河的婀娜姿容。赛纳河只能算一个眉眼端正,肌肉丰腴,曲线并不突出的雍容华贵的夫人;它缺少海涅《罗曼采罗》的爱的诗情,更乏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神韵——一句话,它没有唤起一个来自黄河之畔的中国作家的任何幻想。使我内心的感情有所平衡的是那位出租汽车司机:金黄色的头发,凹进去的眼窝,凸起很高的鼻子,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方向盘。这个充满了浪漫劲儿的小伙子,原来也是个雨果迷,他告诉我,法国以文化名人命名的广场、街道和纪念物,最多的属于雨果;他虽死犹生,因为雨果的作品,凝聚了法国过去和现代的不朽人道主义精神。无论是《悲惨世界》,还是《巴黎圣母院》;抑或是《九三年》和《笑面人》以及雨果的戏剧和诗章,里边都充溢着法兰西民族洒脱的浪漫的气质,因而只有雨果的卷卷大书,最有资格被确认为是用法兰西的血液浇铸成的文学诗碑……

小伙子是用民族性的视角,来崇敬雨果的。难道这不是雨果作品的内核之一吗?记得,昔日读雨果的传记时,曾提到有的青年,对雨果作品爱到了疯癫的程度,只因对剧院上演的雨果剧目,逢遇了相异的评说,剧院散场后居然在门口发生格斗。我想,这种文坛轶事,只可能诞生在法兰西的豪迈国土。雨果多卷的丰伟着作中,正是蕴藏了本民族的魂魄,才成为世界文化巨人的——小伙子的职业虽然是开出租车,真可以顶替我们有些法国文学的研究家了!

到了繁闹街市,弃车步行,街道上各种肤色的游客,蝼蚁般地接踵擦肩而行,他们皆无一例外地迷醉于巴黎秀色。只有小杜和我,像被探警追赶异国的逃犯一样,在神色悠然的旅游者中间,匆匆穿行。小杜在巴黎练就了一双行路的铁脚板,我只好舍命陪君子——拿出昔日在劳改队农田耕作时,忽闻收工哨声,忙不迭地奔向小窗口去领那两个窝窝头和一碗白菜汤的架势,尾随在小杜之后,迈步疾行!

“小杜!这是去哪儿?”我头上冒出了汗。

“拐过这条街,就是巴黎圣母院了!”他回头一笑,马上又收敛了笑意,“我看……咱们在路边长椅上休息一下吧!”

“不!”我掏出手绢擦擦汗说,“我当年经受过‘马拉松’的锻炼!”

行抵巴黎圣母院广场,适逢悠扬的钟声从云中传入耳鼓。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尖顶,直矗云天,巴黎的上空似乎显得低了,而缓慢的修道院钟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巴黎圣母院,当年有多少在这儿洗俗的圣女?游人们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因得到圣母马利亚的头上灵光的照耀,而灵魂和肉体同时升入天堂的?游人们恐怕也不会说得清楚。教堂能烧烬了多少亿只蜡烛,又有多少信徒把青丝超度成了鹤发?一切都是个谜——一个世人心中的未知数,但是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中的打钟人加西莫多,和坚贞的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却被世人所熟知,巴黎圣母院也因此更为声名显赫,我跟随小杜所以能到这儿,就是被雨果的笔锋引路而来的。

教堂内光线昏暗,烛火影影绰绰。据说,当年拿破仑曾亲自到这里来觐见圣母一之灵,但圣母并未启示他如何避免滑铁卢战役的全军覆没。俱往矣!尔今在教堂内被隔开的一个个房间里,我还看见浑身艳装的新潮女性,在向壁画上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着、忏悔着什幺往事似的,态度之虔诚庄重,如同时光在瞬间发生了倒流……

走出圣母院教堂,见鸽子在教堂的屋檐下咕咕噜地闹春,青年男女在拥抱接吻,儿童在广场嬉戏追逐,直升飞机如同大蜻蜓一般在头上飞鸣而过。这儿是生机盎然的巴黎,是流动着的彩色世界。我想,雨果如果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在圣母院的广场上,祝愿那些在热恋中接吻的青年早成眷属,祝福那些儿童张开翅膀像“大蜻蜓”般地去翱翔宇宙。祝天空更蓝,祝草坪和森林更绿,祝赛纳河成为一条没有污染的清澈河流,祝整个巴黎都跳起充满生命朝气的迪斯科狂舞……

在索尔邦学院雨果塑像的眼神里,就滴露着一种对人类生存延续的祝福。这是一座石雕,石面并不光洁;它不像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遍地耸立起的光洁无痕的“伟大”雕像,目光炯炯,挥手前方;雨果坐在索尔邦学院的广场上,似乎有些困倦,他用手背顶着自己的腮额,仿佛在构思着一幕外星人的戏剧;不,也许他正对受苦的小女孩珂赛特以及为她而卖掉了金牙的母亲芳汀,进行人道的回盼。

其实,世界上的底层人儿,何止法兰西存在,我在社会的底层,因穷苦得无法填饱肚子时,卖过《鲁迅全集》,也卖过你的成套着作。这一摞摞的书籍虽然没有闪烁着金色的光亮,却有着金子的内核。中国古人说:书中有黄金。不!不仅仅有黄金,雨果的大书中蕴藏着黄金也难以买到的人类的良心。

我永难忘却,在劳改队的小屋,我的枕下放着雨果的《悲惨世界》,书籍的封皮上却障人耳目地写着《……选集》。这是在我和文学诀别的年代,从刚刚卖到废品站的书籍中索取回来的一本书。像暮秋的寒蝉一样善于伪装,我用最辉煌的书名掩盖住了书胆。

我读。

我抄。

我默默地背诵。

记得,当我读到马德兰市长,在法庭承受良心审判的那一章节,我的心颤栗了。从法官到听众,没有一个人怀疑马德兰市长就是逃犯冉阿让;而那些嫌疑犯不断被提进法庭,代替冉阿让接受审讯时,冉阿让——更名改姓的马德兰市长,突然从尊贵的旁听席位站起来,缓慢而沉重地走上被告席。法庭上下先是惊愕,后又哗然,在这短短时刻里,马德兰市长的黑发童话般地变成雪白——只有雨果才有这样奇伟而浪漫的想像力,冉阿让在这个章节中闪烁出了人的真正光辉……

至今,我抄写这一章节的本本犹在。历经时间的凋蚀,以及劳改队老鼠的吞噬,纸页已然变黄,边边沿沿残留着鼠牙的印痕;但是,用钢笔抄写下的密麻麻字体,却没有褪色。出行欧洲之前,行程匆忙,要是能携带上我这个“囚徒”的笔记,并将它呈现给雨果博物馆,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可惜,我忘记带上了它。

小杜见我对雨果雕像一片依恋之情,虽没有开口催促我离开索尔邦学院的广场,但他不停地看表,分明是一种无言的提示。他虽读过许多雨果着作,能滔滔不绝地论及雨果戏剧中的人物,但因他和我经历心境不同,他无法觉察到我此时的心绪之复杂。忆往昔,我不也是个东方的“冉阿让”吗?像磨盘上的驴儿一样,走着我脚下无穷尽的圆弧……小杜——一个留学法国的博士研究生,能对人生理解得这幺多吗?!

巴黎街头的行人脚下匆匆,显示着欧洲人特有的气派。我脚步踽踽,不要去比那些金发披肩的男士女士,就是和小杜相比,我也总是落在他后边老远。因而,小杜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等我;

“累了吧!”他很关切。

“是的。”我觉得心疲累了。

“坐会儿吧!”刚才他就这样说过,“不然拦一辆‘的士’,这儿离雨果故居,路还不近呢!”

我未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吝惜口袋里的法郎——只要不遇上巴黎扒手,法郎足够我花到返国;实因雨果的那尊手托腮的雕像,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凉,我愿意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慢慢品味其中的苦涩;粗略想想,雨果留下了上千万字的作品,直到生命的垂暮之年,他还不忘勤奋地笔耕,作家的桂冠,对他说来是受之无愧的。我是什幺?能算个作家?几本小文,疵斑累累,回首望之,常使自己脸红心跳。重返京华以来,尽管自己一直警惕惰性浸入骨髓,但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偿补一下二十年流放之苦的安逸享受意识,还是时有漫延之势,面对雨果,我深深地感到内疚。我又想到我们可敬的老一代作家和文苑的后生晚辈。知自尊自爱者固然多多,但也不乏安徒生童话中的胸前挂满勋章,“光着屁一股的皇帝”。其实,人的才情有大有小,“光着屁一股”也无甚难堪之处;可畏的倒是,兜里装着一部长篇或早年几篇小说什幺的,便动辙以文坛霸主自居。那架势,颇有取巴金老冰心老而代之的虎威,实不知世界上有“廉耻”二字矣!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兄弟、小姐妹们,有的刚刚写过一两篇小说、或几首小诗什幺的,作家、诗人的彩色花环,就套在了自己的颈上(也有恐怕被别人误认为不是新潮代表的评论家,而跪拜奉献的)。如果这些本不是鸡群之鹤的“鸡群之鹤”,能在雨果雕像脚下站上一两分钟,审慎地问问自己:我到底算不算个作家,那该有多幺体面?!

下午三点,小杜带我终于再次来到雨果博物馆门外。大门敞开,人流如涌,早晨见到的那种冷清和寂寥已不复存在,说着西班牙、意大利和亚非语种的雨果读者,进进出出。

经小杜翻译给我听:这所小楼是雨果三十二岁到五十岁的故居,这段时日是雨果创作的黄金岁月,因而在他几所故居中这所故居占据着显要地位。抬头望望,曾被授与法兰西文学院士、功成名就的伟大作家的故居,外表并不那幺辉煌,一座四层小楼,有的楼窗漆皮已开始斑剥,使人看了有一种破落之感。走进楼内,色彩和格调也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红漆涂过的楼梯,被一批批的朝圣者,踏得露出白白的木茬。一楼陈列的照片、画相和遗物,多是雨果的童年及其家族的历史。上了二楼,和雨果创作发生密切关联的遗物骤然多了起来。玻璃橱内陈列着雨果的原稿手迹和与友人的信函,还有法兰西文学院授与的院士功勋带,以及他穿得破旧的西装坎肩……平凡和不凡在这二层楼房里并存,充分揭示了雨果从平凡中赢得不凡的崎岖里程。

每层楼房都有七、八间屋子,每间房子都有博物馆文职人员看管。在雨果的写作间里,除保存了雨果伏案挥笔疾书的木桌木椅之外,墙上镜框中间镶嵌着许多法国着名画家生前为雨果画的肖像。在墙的一角,木几上摆放着雨果的半身雕像,它无肩、无臂、雕塑突出雨果的胸部和头颅。雨果的目光既不看窗外的远方,也不看室内如织的来者,他低垂着被一胡一须遮盖着的下颔,圆睁二目似在为整个人类祈祷着光明的未来——那是雨果毕生追求的人道世界。

拾级而上到了三层楼,不禁使人愕然,原来珍藏着雨果各种版本着作的资料室,不接待瞻仰者。正在郁郁不知所措之际,小杜按响门铃,开门后,他向一位年轻女士叽哩咕噜地讲了老半天法语。并递上我的名片以证明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看那女士的脸色由一阴一转晴,大概她确信了我们来瞻仰雨果的诚意,又确信我俩不是乔装的文匪,便礼貌地让我们进得门来。

这是宽敞的丁字形大厅,四周都是钢琴色的高大木橱。密密麻麻的大格子里,陈列着各国出版的雨果着作。从他早期的有浪漫主义宣言的剧本《克伦威尔》,到后期小说《九三年》,以及诗歌《惩罚集》、《历代传说》等等。那位女士兴致勃勃地开动电脑,找出中国于八五年召开记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的会议文稿。这些文稿汇同世界各国对雨果着作的评介文章,装订成一叠叠的资料册,这些资料橱阁整整占了大厅的一面墙。

感叹之余,不禁有些遗憾,这儿虽不缺中国评介雨果着作的资料,但在整个大厅却无一本中文的雨果着作。在我记忆中,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多种雨果作品的,为解疑我询问那位女士说:

“这是不是你们工作的疏忽?”

她笑了,对我反“将”一军说:“这是中国出版雨果着作的出版社,欠缺礼貌。包括非洲出版雨果的书,都和我们打招呼,贵国出版机构出版雨果着作,事先没有函告我们,事后又不赠送样书,我们无从知道。”

我顿时哑言。是啊!这到底是谁的疏忽?从五十年代起,雨果着作已经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流传;历经三十几年的光景,巴黎雨果博物馆中还没中国版本的雨果着作,这也算一件不大不小的憾事吧!

《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一节,曾有夏娃偷吃禁一果繁衍了人类的神话,我们也能把翻译雨果着作的目的,是为了繁衍世界文化以此来解释我们的摘果行为吗?

前者是人编的神话!

后者是人为的现实!

愿雨果在天有灵,切勿为此而怒发冲冠。

1987年10月3日于北京

选自《人民文学》,198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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