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经历的离别很多，但是每一次离别总会有一些东西留下来，永远积淀在生命里，仿佛流光刻划在墙壁上的苔藓，不能作假，也不会消失，让我知道自己生命的深处，是存着很多人的托付的。
初中的时候，我上的是一所极其普通的中学——北京110中学。我成绩不好，长得不漂亮，性格也很内向。所幸，我遇到了王德芳老师。他是我的语文老师，一口四川话，口音和他的烟瘾一样浓郁，落拓不羁，一下课手中就不离一个红色的有机玻璃烟嘴。王老师写得一笔极其漂亮的粉笔字，那是我记忆中最漂亮的粉笔字。他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那年刚好赶上“文革”，本来考上了北大研究生，却在实习时就留在了普通中学工作，之后再也没能回去。
王老师年龄并不大，但是显得挻苍老。王老师一直认定我在文科上是有些天分的，每次上课，他都要专门给我带沓课外材料。：“你回去要把这些背下来，下回我要考你。”
一天，王老师带我去他家，给我看一些辅导资料。放学以后，他骑着自行车，我跟着他一直到了南锣鼓巷。在大杂院里，他的家只有两间低矮的小房。
我进去的时候，师母正背对着我们，坐在小马扎上缝被子。王老师对师母说：“我带个学生回来了。”师母回头一笑，西斜下去的太阳照在她的脸上，那一瞬间，我真无法想象，一个在小平房里缝被子的女人可以美得让人如此惊诧。师母站起来打了个招呼，给我端来一杯水，举手投足之间，仪态娴淑。
王老师说：“我之所以带你到家里来，是要给你看这些东西。”他指指狭小的房间里靠墙一面带很多抽屉的柜子，好像中药店的药柜。王老师把抽屉拉开，中间一根细铁条穿满了用漂亮小字写的活页卡片，可以随时补充。那时的情景，在电脑完全取代了读书卡片的今天，依旧鲜明真切。十三岁的那个傍晚，在那间破败的屋子里，我突然懂得了文化人生的含义。
王老师深吸一口烟：“于丹，你要学习做卡片。”他始终用红蓝两色圆珠笔，红笔写标题和标注，蓝笔写正文，做出来的卡片每一张都像艺术品。
当时刚刚开始恢复高考两三年，王老师叹着气告诉我：“我可能会一直在这个学校教书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亲手培养一个考上中文系的大学生。这个心愿就寄托在你身上了。”一年之后，高中可以用考试成绩择校了，我考上了北京四中的文科班。妈妈去给我办转学手续的时候，王老师拉着她的手就流泪了：“大姐，我的梦想又幻灭了！这幺多孩了，我花心血最多的就是她，她一定能上中文系。但四中真是个好学校啊，我没有理由耽误孩子，你送孩子去上四中吧。唉，也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能再遇到一个这样的孩子！”
其实，那时候我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除了当过语文课代表，一直都很边缘，只有王老师一直特别地肯定我。
考上中文系以后，我的成绩一下子上来了，忽然变成了一个自信满满的学生。当时是文艺美学最流行的时期，我从大三的时候就确定报考文艺美学研究生，做了大量的准备。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得知王老师肺癌晚期。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弥留之际，薄薄的被单底下几乎看不见人形，只露出一张蜡黄的脸。当时，他才五十多岁。师母告诉我：“他已经有一个星期不能说话了，但是你说话他听得见。”我上前拉住他的手，他的手瘦骨嶙峋，嗓子里呼噜呼噜带着浓重的痰音，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我还能对他说什幺呢？我又能为他做什幺呢？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说不出话，而我的话和泪都哽在喉头，不知道说些什幺。我想起了他当年用四川话念的那些李太白、苏东坡的诗词，我想起了他给我留的课外作业，我想起了他家里的读书卡片……这是用生命提携过我的老师啊！我觉得要对老师做一个实在的承诺，忽然就说出一句：“老师，我考古典文学的研究生！”我是一瞬间作出决定的，因为这个承诺，我改报了古典文学研究生。
王老师忽然特别有力地抓住我的手，用浓浓的痰音挤出来一个字：“好。”
后来，师母告诉我，这就是他留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