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的颜色（散文）
安庆
一
那个夜晚，当我沿着山路，独自走向那一所孤零零的学校时，我忽然想了很多。
山是静的，山腰上的小学，被大山环抱着，植物在夜风里晃动，山野间掠过一阵细碎的响声，大山仿佛在松散的夜晚深深地呼吸，万物都在萌动，山坡上的谷穗蹿出了谷苞，像生长中的香蕉的形状，远处的山坳里晃动着悠悠的灯火。我在夜色里凝望，想找到一个学校的诱惑之处，一个人坚守的理由——就在这所学校，一位老师坚守了40年。我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质疑。
这个夏天，我先是一直在各个学校间游走，带着强烈的目的性，一直想寻找契合我写作留守儿童类型的题材，完成我在这一年深扎的任务。老实说，我之所以一直游走，因为没有找到真正触动我的故事，或者说接触的一些故事，没有真正撬动我的情感。现实和想象不成正比，不会像料想的那样简单，写作需要触动，我需要找到打开自己心灵闸门的钥匙。找不到，我宁可搁笔或者使之搁浅。
也许在这个在大山深处的柳树岭，我可以如愿找到。
这是我走进大山的第一个夜晚，山里的夜厚重而清晰，像一幅线条剔透的油画，有一种置身其所绘场景的感觉。借着月光，隐隐看见学校的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知道，这一定是我要采访的主人公闫乃富老师，来之前我们已经约好。我沿着一条羊场小道朝着学校和我要采访的主人公走过去，夜色里，闫老师打开了那副老式的校门，院子里空荡荡的，一边的墙根开着几朵花儿，白天再看到时我才知道是那种红色的大丽花。院子不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过十几步远的距离。教室是一间大房子，20平方米左右，摆着三溜儿十几张课桌。后边的墙上是少先队章程，北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A4纸大小的课程表，黑板上用规范的楷书写着语文、算术、拼音和一首古诗。
整个学校就这一间教室，隔壁的一间屋子是他办公和生活的地方，那里有一张老式的桌子；一个简单的书架，上边摞着人们捐赠的部分图书；一张小床，被子规矩地叠着；还有一个电磁炉，他告诉我，是用来给孩子们烧水喝的。我们又回到教室，他让我猜，现在有多少学生。我看着课桌，算了算，加上我的想象，说，20个左右吧。
他摇摇头，非常庄重地告诉我，只有6个学生了。那一刻，我的表情大概是惊愕的，来之前，介绍我来这里的记者朋友说，大概有十几个学生。他走上讲台，看着自己留在黑板上的内容，那些内容在黑板上形成三个阶梯的形状，问我，看这些内容，猜猜有几个年级？我摇摇头，他神色庄重地指着几张课桌说，这6个学生，分别是学前班两个，一年级两个，二年级两个。然后他一个个说着他们所在的村庄，他们的名字，咸桂园，咸桂婷，咸文华，咸文、咸孟瑶、咸尧宾他讲着怎样上课，三个年级，每堂课分成三段时间，前十分钟给这两个孩子讲课，中间十分钟给这两个孩子，后十分钟给另外的两个学生，剩下的就是做作业、辅导。我想象着上课的情形，我听说过复式班，今天才算真正见识了这样的学校，这样讲课的老师。这需要经验，体现上课的效果。我们站在院子里，月光洒下来，山里的月光格外皎洁，山太静，低处的风声都能听见，月光下的院子里有我们的影子。闫老师说，多年来他教的一直都是复式班，每天站的都是这一个讲台。他数着，2007年以后学生逐渐递减，从二十几个到十几个，2010年11个，2012-2014年9个，到现在的6个。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每次学生的减少都会使他感到一种失落，而现在即使几个学生坐在教室里，他感觉面对的依然是一个班的学生。
我请他预测2015年暑假再开学的状况，他说，如果没有新生，只会减少。他们都去了哪里？他说，都不愿守在山里了，去了山下或城里的学校，还有栓马的完小。栓马完小在几十里的山下，拴马村曾经是一个山区乡政府的所在地，几年前山区乡合并，拴马乡撤销，当年乡政府的所在地留下了一个空旷的院子。
我要回到那个农家旅馆了，他要送我，我指着唯一的山路说，放心吧，能摸回去。分别前，闫老师说，再过两年他也该退休了。
二
我在山里住了下来。农家旅馆是新建的，平常几乎没有客人，用房东的话说，他们是在建房子时多建了几间房，等待着将来的开发。旅馆里现在只住了我一个人，我每天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之后我到学校里去。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可山区的夜晚是凉爽的，我在晚上静下来读我带来的几本书，整理我对闫老师的采访。
闫老师是整个山区年龄最大的老师，谈到闫老师退休后谁来接替的问题时，听他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中心校校长带着一个刚分到山区的老师来到柳树岭。听完闫老师讲课，校长说，等闫老师退休后你就接替闫老师来柳树岭吧！也许只是随便一说或者试探，却使这个年轻教师一夜未眠，在自己的寝室里掉泪。他连夜给校长发了短信，求亲戚和校长打招呼说情，说万万不要让他到柳树岭来。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大的真实和玄虚，但它传递出的信息是真实的，那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过这种一个老师、一个学校、几个学生的生活，单是一个人的孤独和寂寞就难以忍受。我在山区采访的过程中，狮豹头中心校的霍校长给我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2013年秋季，新招聘的老师陆续报到，其中来自某城区的一个女孩儿被分配到山区条件相对较好，有几百学生的狮豹头中心校。那个女孩在学校待了一天就悄然离开了，从此再没回来，她离开岗位的理由是学校竟然没有可以坐便的卫生间，房间没有可以冲澡的淋浴。听完这个故事，在场的几个人都沉默了，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计较生活的条件，而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似乎有些遥远。这也许是山区教师老龄化，青黄不接的原因之一，我也越发地尊重这些在山区坚守教学岗位的老师。
闫老师指指院子里已成危房的几间老房子说，2006年以前这里还有几十个学生，甚至上百个，几个班。那时候他们每天面对的是几十个学生，每次下课，校园里充满了学生们欢快的笑声，也许这才是正常学校的情景。
闫乃富老师和我谈起柳树岭学校的前身，它的演变，它的高峰阶段：柳树岭学校几乎和共和国同龄，早在1950年，这个山区乡的学校就成立了，尽管位于大山的深处，也可能是那个时代交通很不方便，走出去困难，在山区建立学校的重要性更大。1976年左右柳树岭学校有了初中建制，就是那年，17岁的他从当时的卫辉五中高中毕业，回到柳树岭学校成为一个年轻的山区民办老师，后来柳树岭学校还曾一度成立过高中班，那是柳树岭学校最兴旺的阶段，初高中200多人，初中3个班，高中两个班，小学5个班级。这些学生大都来自柳树岭和定沟两个行政村，两个行政村包括方圆几十里的12个自然村，归当时的栓马乡管辖。
他几十年如一日，没有离开过柳树岭，没有离开过他钟情的山区教育。他的家就在离学校二三公里的东凹村，每天到学校要步行20多分钟。现在的东凹村，全村八户人家，他和一个本家兄弟住在一个用石头垒起的三合院子里。我去采访时，几次见到的都是他和他爱人，另外的那个屋子的人没有见过，院子里空荡荡的。不时掠过头顶的只有唧唧叫着的山鸟。他告诉我，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儿女们搬迁到平原乡村的一个地方，一年难得回来几回。而村里的八户人家，都是他的本家、亲属。
他的叙述变得慢下来，声音似乎也显得低沉。1986年左右，柳树岭学校的初中和高中陆续撤销了。学生越来越少，学校变得越来越空旷，那种每天下课热热闹闹的声音，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稀落了，学生在进校门前的打闹似乎没有了，他和留在学校的老师感到隐隐的失落，像一个将军，却看不到自己的部队，那种欢庆吵闹的场面没有了。有时上课铃响了，他还站在教室外边，等待着学生过来，站到讲台上，数着台下的人头。好长时间他才从这种失落中适应过来。
他不知道，或者不想预测，这样的状况还会继续，会更严重。他甚至为此感到痛苦、孤独和纠结。他曾经连续几个夜晚站在山路边，独坐在山石上，倾听着大山的低吟，辨别着大山的颜色；山还是老山，山鸟还是那样的叫声，山的颜色没有改变，山风还那样凉爽，大山依然静谧。可是，人却在逐渐地流失，一个学校竟然变得这样的空旷。究竟该怎样理解如此的现状，大山之外有着怎样的诱惑？他一遍一遍念叨着：大山、大山在日记上写着大山、大山写下自己的困惑和苦闷。这样的日子是慢慢熬过去的，他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动摇过，也不能改变和动摇，山区学校必须有人坚守，也不是他一个人在坚守。他说得对，在我的采访中了解到，狮豹头乡12个学校，三分之一的学校都是几个学生。我去过另外几个学校，看到过同样的场景。只是在整个山区乡，柳树岭海拔最高，闫老师是这个山区乡年龄最大的老师。进山采访，使我对这个群体、对这样的坚守更加敬重。
一个人的履历是简单的，而串在履历上的故事是繁复的，五味杂陈，也许这才叫经历。山里的村庄在不断变迁着，人的思想在与时俱进，这个原本封闭的大山，不再那幺封闭，山村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大，代之而来的是本来居民很少的几个自然村几乎不存在了，火地凹村搬迁了，三塔沟村搬迁了，竖在三塔沟村的那座当年战火年代的炮楼更加孤独。这里没有开发，只有偶尔路过的游客来这里吸氧，不远处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景点——皮定均司令部，是当年抗战时期留下的一个临时指挥部的遗址，但多年没有维修，大门也时常锁着。
1990年左右，柳树岭小学班也基本不全了；到2004年，柳树岭小学开始了真正的一个老师和一个学校的状况，那一年全校剩下的学生总共不到30个，包括开始招收的学前班的学生，生源就像不断搬迁的村落，越来越青黄不接。第一次，当他第一次独自一个人面对全校不足30名学生时，他真正体验了什幺叫孤军作战，什幺才叫孤独。他曾试图努力过，给他再留一个同事或派一个同事。可是，这些努力都因为当时教师的紧张和没有人愿意留下来而落空。
现实是不可改变的。面对现实，他只有努力地适应。2006年，柳树岭小学只剩下了16个学生，真正的复式教学是从这一年开始。没有办法，根据山区教育的条件，他一个人，只能将16个学生合并到一个教室，往后的日子，他必须努力地在教学上探索。作为一个获得过多项荣誉的老教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决不能落伍，要对得起还留在这个学校的学生，对得起家长的信任。学生还在逐渐地减少，直到2014年的6个学生。阎老师告诉我们，剩下了十几个学生后，中心校和乡政府的领导来过几次，经过研究，曾经将十几个学生合并到几十里山路之外的栓马完小。然而，只经过了几个月，柳树岭小学在山民的要求下又恢复了。理由是，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大雪把山路封住了，学生无法回家，家长也不敢贸然下山见自己的孩子，家长和学生只能在山的这头和那头相望。家长们不愿意这样，他们相信闫老师，就一起去找教办，去乡里找，去局里找，一次次，那样恳切。就这样，根据山里的状况和家长的要求，跟着学生调到栓马完小的闫老师又带着自己的学生回来了。
一个人、一个学校的生活再次开始。
三
一个学校的履历其实也是一个人的履历。
作为山区的留守老师，也是这个山区乡年龄最大的老师，他在这个学校已经守了40年。40年，就是一棵树也该长老了，生了白发。难以想象，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此坚守，他获得的那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只有现实生活单纯化，才能留下更多的精神空间。这是闫老师的原话，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1992年，闫老师到卫辉市教师进修学校学习，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柳树岭，离开山区，离开学校，离开自己的学生，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年纪尚小的孩子。纵有万般不舍，然而那是进修学习，是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妻子悄悄地给他打好了包裹，鼓励他，走吧，走了就好了。当时最大的孩子9岁，最小的才两岁。他真的不舍，放心不下妻子带着两个尚小的孩子在这闭塞的大山里生活，他不知道该说什幺，只有不舍地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他从心里憋出一句话是，入冬前他会回来，备好过冬的柴火。对于山里生活的亲人这也许是最好的承诺了。当我们夏天去山里避暑时，殊不知冬天的大山里却更加寒冷。一走几个月，这年入冬前他真的请假回来了，进了门他掂起劈柴的工具就去了山上，整整几天，他每天从山上背着柴火回来，一趟又一趟往家摞，摞够了足够一冬天烧饭取暖的柴火后，又回了学校。
他指指身边的妻子，那两年多亏了她。那是一个朴素的山村女人，黧黑的面孔，瘦瘦小小的身材，刚从地里回来，手里掂着一把捎回来的山菜。
当时还是一名民办教师的他，工资非常低，每月只有60块钱，要维持一个有着两个孩子，又有老人的家庭，那种拮据可以想象。为了生计，为了完成学业，在卫辉进修的两年里，每到周日他都到建筑工地上去找零工做，在工地上和灰，运砖，帮厨，一身灰一身泥，每天挣十块钱左右。而那两年因为要让别人代课，他微薄的60块钱也没有了，要转给代课的老师这是事实，也是当时的现状，当时的国情。闫老师顿住了，我看见了他眼中含着泪光，而身旁他的妻子在用毛巾擦拭着眼泪。我赶紧转了话题，仰头看看他们家熏黑的房顶，想象着冬天的火炉，靠墙根的炉子，再过几个月又要烧柴取暖了。我说，我到时候来体验你们的“暖气”哦。
1996年，已有20年教龄的闫乃富，通过考试转正，成为一个有编制的教师，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算稍有好转。但孩子们上学，上有老人，开销依然入不敷出，连续近10年的每年暑假，闫老师都会到外地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许那些工头至今都不知道，闫老师在山村教学上的坚守，不知道当年那个打工的汉子，在山区坚守教学岗位40年，成为全市、全省的优秀教师，劳动模范。
四
我们终于要说到留守儿童了。闫老师说，其实这幺多年，他所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学生的父母大都是常年在外打工。好转的是近几年来，由于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再出去，成为现在所说的“单留守”。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单留守”的说法，所谓的单留守，就是指父母双方有一方留在家里的家庭。我想起在狮豹头乡中心校采访时，霍校长说现在的学生80%以上都是留守儿童，单留守占一部分。说到他们正在建一个视频聊天的网上平台，让留守学生每隔一段时间能在视频上和家长见面，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聊天。这个平台，是对留守学生的安慰，听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并不那幺容易。
闫老师的家里曾经连续几年住过4个留守儿童。
说到那4个学生，闫老师的谈话顿了顿，他下意识地朝里屋的方向看去，好像时光又悄然地流淌回去，又看到了那4个调皮又听话的孩子。闫老师说，他们当年就住在里屋的两张床上，十几年了，他们都已经是大孩子了，现在有的上了高中，有的正上大学。那是2001年，开学前，4个孩子的家长分别找到了闫老师家，看着闫老师，说出他们的想法，想把孩子托付给闫老师，上学、生活都拜托了。闫老师有些犹豫，老实说，他起初是不想留宿孩子的，他知道那意味着什幺，那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责任，在生活上要面对很多琐碎，既做老师又做家长，要掌握好细节和分寸。那4个孩子大都是二、三年级，七八岁的年纪。可闫老师看他们恳求的眼神，又征求着妻子的意见，两个善良的人最后收下了4个孩子。然而这一收竟是几年，直到后来他们离开了柳树岭小学。
闫老师向我数着4个孩子的名字，10年了，他记得那样清楚，璩鹏飞，璩胜华，孙文杰，璩明华。那4年，一个山区的普通家庭，一下子增加了4个人的生活，吃饭、穿衣，作业辅导，加上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那的确是一种不小的负担。闫老师每天要安全地把他们带到学校，安全地带回家，几年如一日，手拉着手，沿着几里地的山路，每次要上下那个千米长的陡坡。妻子要种地、劈柴，为他们做饭、洗衣，晚上照顾他们睡下，为他们盖好被子，冬天里为他们烧好取暖的柴火炉子。山路费鞋，那几年孩子们的鞋都是他妻子做的，每个孩子每年都要穿破几双鞋。那4年就那样过去了。几年里，常遇到孩子们发烧、感冒、拉肚的情况，他要跑几里地带他们去找另一个山村的医生看病，他趁下学的时间，背着孩子匆匆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那几个孩子每一次回山里还要到学校看看，到闫老师家里坐坐，和他们守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说到这里，我看见闫老师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五
世界是宽阔的，这无关身居何处，而和心灵有关。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一个山区的学校，这样一个奇特的，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的学校，一个学校对山区留守儿童的意义。那些曾经离开了学校的学生又该怎样评价学校和老师。农家旅馆的房东大嫂，用一句简单又朴素的话说：“闫老师是个好人！”这个世界或许永远都会有这样简单的评判标准：“好人”和“坏人”，或者“好人”和“孬人”。房东大嫂说，她的两个女儿都是闫老师的学生，说着她拨通了已高中毕业、在一家企业上班的大女儿的电话，利落地说，你们自己聊。我听到了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我告诉她我来柳树岭的目的，为什幺住在了她们家里，她滔滔不绝地和我聊起了闫老师，说闫老师是一个好老师，太苦了，一个人守着几个学生，一个学校。然后她说闫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她影响很大，她说她现在也爱好写作，经常在企业报纸上发表作品，多亏了闫老师对她作文的指导，奠定了她写作的基础。我说，你将来会有写学校生活、写闫老师的作品吗？她说，会，一定会的。
她问我，闫老师挑水的故事你知道幺？
她讲述着，听得出她在电话那头很动情，她说，很多年了，闫老师每天都会从家里或泉水边，挑一担水到学校，供我们洗脸洗手，课间喝水。我们常常站在路边看闫老师悠悠地挑着水，从路上走来
我看到了那副水桶。
其实这个故事在我后来见到狮豹乡主抓教育的副乡长闫运丽时，她也再次给我讲起，那副水桶闫老师挑了十几年。那时候学校没有水窖，他想得很细，想着学生在学校需要的每一个细节，他去村外的一口泉水边接水，每天起得早早地，将接满的水再慢慢地往学校挑，担着水走将近两公里的路，他不敢走得快，怕水洒了，要掌握好水桶的高度，在从家往学校走的路上是拿捏着走的，他不愿意将一滴水白白地洒在路上。这副水桶搁下，是因为后来学校有了一口水窖，那口水窖的捐建者，也是听说了闫老师挑水的故事，目睹了他挑水的过程后，感动之余，出资帮柳树岭小学建起了一口窖。这是一个学校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的故事。
山是寂静的，尤其夜晚的大山，唯其寂静才可以聆听。只要你愿意感觉，即使山里的石头也会发出细微的声响。
那几天，我又几次悄然地走近柳树岭小学，看着那杆红旗在夜风中飘扬，谛听着大山在夜色中的沉静吟唱，听着每一棵草木在夜晚发出的生长的声音，一阵山风吹过，山羊的叫声从谁家传来我看着那一所几间房子的小学，想着它的未来，回想着学生走来回去，似乎看见闫老师站在路边等待着他的学生，从家长的手里牵过学生的手，走过那条不足两米宽的的羊肠小道；每天放学，站在山口将一个个孩子的手递到他们的母亲，他们爷爷奶奶的手里。每一天都这幺重复着，反复着，不厌其烦，一个大山深处的学校生活就这样延续着，日复一日。
我想到了闫老师的另一个故事：他的学生无论多少，都要正常地参加全县全乡的统一考试和统一测试，每年几次考试，每一次闫老师都要徒步几十里到栓马的完小将封闭的考卷取回，一去一回要4个小时，本来上午的考试，柳树岭小学只好延迟到下午，这似乎已经形成了特例，因为除了来往的奔波，还有严格的考试时间。我问他，剩下这几个学生也没有其他老师来监考，还是那幺认真吗？他突然庄重起来，好像我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伤害了他的尊严。他十分严肃地说，他绝不会有半点侥幸和对学生的不严格，那是对他教学的一种测验，证明他教学的质量。而每次考试，他所教学生的成绩都排在前列。
他对我讲起他的学生下山，到另外学校学习的几个故事：一个学生跟着他的家长到新乡上学，入学时，那个学校的校长对学生的家长说，山里的教师教的成绩不会多好，让你的孩子留级吧！那个家长心里不服，因为他了解闫老师，为这句话感到不平。他对校长说，你能不能让孩子先跟着试读，不行的话再退下来。结果试读之后，那位校长对家长惭愧地说，我错了，犯了观念上的错误，你回去告诉那个老师，我对他很佩服，有时间我会去山上看他。那个学生的成绩一年后跃居到全班第一。那个校长没有食言，他真的去了柳树岭小学，看到了闫老师，拉着闫老师粗糙的手说，你是真正的好老师，我敬佩你几年过去了，他还常常和他的同事讲起闫老师，拉着新分配到学校的老师到柳树岭来，体验山村教师的生活。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当然，现在闫老师不再跑几个小时翻山越岭去取考卷，山里的路比以前好多了，学校会送过来，他也会找山上的年轻人或某个家长骑三轮车带着他去栓马完小取卷。
如今，闫老师已经获得了多项荣誉：河南省劳动模范、优秀教师，新乡市劳动模范、优秀教师，卫辉市优秀教师、道德模范等。他谈到两次拒绝去参加颁奖典礼，我能理解，一个在山区坚守几十年的老教师，他更喜欢的是默默无闻地工作，他不适应过度的喧嚣，这和他的性格是相融的。
夏天和秋天，山是充满诗意的，青色的树，黛色的山，飞翔的小鸟，不受污染的蓝天，飘移的白云。一切都是正常的，满足的，而满足和胸怀有关，和热爱有关，那曾经日复一日挑着的一担水仅仅是一担水吗？那日复一日地在路口等着学生来，看着学生回，仅仅是一种习惯和职业吗？给他的那些荣誉，那些称号，其实可能是多余的，他不是为了这些虚妄的东西，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不是为了几个写着烫金字的红本。这是一个山区留守老师的道德操守，是一个留守老师秉持的价值观。他不讲回报，不讲高深的理论，他说，我要对得起还留在山里的每一个学生，要对他们负责，留在山里的孩子和家长更不容易，把孩子交给我，是把一颗心、一种信任给我，我没有任何理由懈怠。
当我回到单位，回到我生活的城市，当我去外地参加笔会，当我在我的朋友圈讲起此事，讲起这样一所学校，这样一位老师，他们都是诧异的，常常惊讶地睁大眼睛，啊，还有这样的学校？那一刻我的心是疼的，很难受。是啊，世界那幺大，我们的身边还有这样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还有这样一个坚守生活、坚守品格、热爱教育事业的人，还有一批像闫乃富这样的老师。我在狮豹头乡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真的不只是柳树岭，山区乡还有五六个这样的村，黄叶、雪白庄只不过柳树岭更特殊，闫老师年龄最大，坚守的时间更长。我只是还没有写到他们。
我最初的写作带着几分完成任务的心态，一种完成创作的功利。在连续几次走进山区采访后，我感到惭愧，且这种惭愧与日俱增，也越来越感到深入生活的重要。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本身就在生活中，每天体验着生活，感受着生活，殊不知我们生活本身的局限，走出去，才知道有多少未知、多少窗口没有打开，多少人和事让我们感动，触动着我们的灵魂。我要继续采访，写闫老师，写山区的老师和教育，我有责任，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责任。我是由衷的。
六
再一次进山是2015年9月上旬。整个山区进入了秋熟的季节，山楂红了，秋梨甜了，玉米即将收割，秋高气爽，天空更加高远。我再一次住进那个农家旅馆，院子里堆满收割的谷穗，一家人都在忙碌，他们找来了一个打谷机，在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一院子沉甸甸的谷穗全打完了，变成几堆黄金的谷子，院子里收拾得规规矩矩。那些金黄的谷子再去一个碾米的地方加工后就会变成黄澄澄的小米。山区的小米由于日晒时间长，温差大，熬出的粥格外香甜，旅馆的主人向我介绍，每年的小米是他们家一项最大的农业收入，接下来小米会陆续地卖到山下，被周末进山吸氧的城里游客买走。说话时，房东的手里始终捻着一把谷粒，谷粒金子一样在她的手窝里跳动，每一粒都镀上了干净的阳光。这就是乡村，一个山区乡村的忙碌、勤恳和喜悦。
我见到了“月亮女孩”。
当我再一次走近学校时，闫老师站在羊肠小道的那端，向我招手，喊着我的名字。我们已经很熟了，我答应着，向他挥手，他的身上加了一件外套，那种黑色的夹克衫，加上他黧黑的脸膛，在山坡上像一块山石。
让我意外的是，相隔一个暑假，柳树岭小学竟然只剩下了这一个被称作“月亮女孩”的学生。看到空旷的教室时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说不清楚的情绪。我看着那个女孩，明亮的大眼睛，小脸蛋圆圆的，她独自在座位上写着作业，字写得很好看，是那种有力道的楷体。她的面前放着语文、数学、英语。这一次和我一起进山的是一位曾经做过英语老师的文友，他指着课本上的单词听她读音，听过后他说，女孩的读音非常准确。闫老师又让女孩背诵了《三字经》，而且将每句话的意思给我们讲解，女孩说着普通话，声音细细的，圆润好听，专注的神态非常可爱。
女孩叫马雪林，之所以被称作“月亮女孩”，因为她从小就患一种先天性脊椎弯曲，走路弯腰，像一个月牙，所以有了“月亮女孩”这个善良的绰号。如果要更贴切，也许该称她为“月牙女孩”。
马雪林9岁，上小学三年级。倘若要问闫老师对外人有啥请求，闫老师说，求人帮帮马雪林。为马雪林看病可能是他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求人。
故事要从马雪林的病和电视台进山说起。
脊椎弯曲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如果不及时治疗，病人生活会越来越难，甚至可能少年夭折。闫老师的话让我害怕，但他的言语里透出的是一种心疼，一种爱怜。马雪林的病是她的父母在孩子几个月后发现的，他们翻山越岭，去卫辉去新乡的医院里看，最后确诊为脊椎弯曲变形，当时医院就告诉他们，如果想要孩子康复，需要做大的手术，且不止一次，手术费很高，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承受。他们当时就懵了。这对于一个山区家庭无疑是巨大的灾难，他们靠种一点地，靠采一点药材，靠一个男人出去打工，攒够手术费用，简直是天方夜谭。为小雪林手术的事情一直拖延着，或者说他们不相信会像医生说的那样严重。7岁，小雪林上学了，就在几公里山路外的柳树岭小学，从那时候起，小雪林的父亲在外打工，小雪林的母亲开始了漫长的每天接送孩子的过程，他们居住的匣水村离柳树岭有将近4公里的山路，全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每一次单程要走50分钟左右，这还是走惯了山路的速度，否则要一个小时以上。小雪林的母亲每天早上将孩子背在肩上，送到学校，自己再回去侍候八十多岁的老娘，中午如果不接小雪林回去，要再往学校送饭，傍晚过来再将孩子背到家里。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一个山里的母亲就这样每天背着自己的孩子，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每年多少趟，是可以数得过来的，一年一年，那数字是惊人的，不敢细算。
为马雪林看病是一个机遇。2014年秋季，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一个记者进山，当她听说这里有一所几个学生的学校时，她好奇地走进了柳树岭小学，就是这次意外的采访为马雪林的治疗带来了机遇。采访结束，记者临走时好像意犹未尽，问了一句：“闫老师，你有什幺需要帮助吗？”
闫老师就是这时候道出了他的想法，他拉住了马雪林，向记者王梅茹介绍着雪林的病情，恳求道，你们能帮帮这个女孩吗？你们能帮助她治病，是我最大的请求。闫老师的手要颤抖了，两年来他每天看着小雪林趔着身子，一次次心疼，看着她的母亲每天背来背去，感觉着这一对母女太难。他一字一句，诚恳地对记者说出了从教近40年来唯一的请求，求一个也许神通广大的记者。那一刻，闫老师的目光里含着泪花，他的手始终攥着小雪林的手，仿佛怕小雪林随时会跌倒，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也许就是那一刻，一个老教师的怜悯打动了一个进山的记者。她不敢拒绝，也没有把握，她只有认真而虔诚地面对着一个恳求她的山村教师，一个趔着身子的清纯可爱的女孩认真说：“我试试吧，我一定努力！我回去给台里领导，台里的同行说说。”
他简直要给记者鞠躬了。记者的车走远了，他还紧紧地拉着小雪林，望着山路，望着大山。他等待着，他们等待着，大山等待着。他在日记上记下了那一天，记下了记者的名字，他数着日子，数着希望，数着期盼。
记者竟然真的又来到了柳树岭，和记者一同来的还有她的同事，更重要的是台长也过来了。那同样是一个秋天，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的秋天，一个成熟的秋天。闫老师看到了希望。这一次他们在山里住了下来，他们去了女孩家所在的匣水村，沿着崎岖的山路，看到了一个山村家庭的状况。他们再一次被打动，被山里的生活感动，那朴素的生活，一个山里孩子的期盼和无望，搅动着他们的良知，他们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是轮流着抱抱小雪林，再抱一抱小雪林。何必要用那些语言呢，行动才是最好的证明，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他们都是有着善良灵魂的人，知道什幺才是苦难和无助，谁是最应该帮助的人，知道了往下该怎幺做！善举往往在一瞬间产生，但要做成却需要一次次的机缘。他们又回到学校，再一次看见了他求助的目光，这个将近六旬的老师，让他们五味杂陈。没有表态，他们只是紧紧地握着闫老师的手。
闫老师又开始了一次等待。马雪林母女又开始了一次等待。大山又开始了一次等待。学校的一草一木又开始了一次等待。有时候等待其实就是一种希望，一种生机。
或许小小的马雪林感受不到，她还不懂自己的病情，不懂一个老师的期待，一个母亲的期待，不懂人在等待中的煎熬。来了，他们再一次进山了，这预示着努力和希望。看到那辆采访车时，闫老师的心都要嘭嘭地跳出来了。是电视台的记者和领导再一次过来了，我们理解热心的媒体，但他们的本身并不具备捐助一个学生、一个病人的能力。捐助一个孩子，那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成功的策划。为马雪林他们煞费苦心。为此，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在几次采访中，研究策划成立了一个马雪林专用捐助基金，他们等待着社会的捐助，相信着社会的捐助，我们这个善良的民族历来有着帮人渡过难关、成人之美的传统。马雪林数次出现在电视上，那清纯可爱又无助的形象打动着观众，打动着越来越多的好心人。捐助慢慢地有了，捐助资金在一天一天地增多，马雪林在电视台的联系下被送到了郑州市骨科医院。然而，还要等待，因为手术费要50万元左右，那一笔一笔的爱心捐助需要一点一点累加。同时，郑州市骨科医院的手术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为爱所感动。在等待的过程中，马雪林的母亲王黑妮将家里成熟的山楂让人捎到了郑州，她每天挑着两个装满山楂的袋子行走在郑州的大街小巷，有时也会守在一个超市的门口，那一点点卖山楂的钱，对马雪林的手术虽然杯水车薪，也多了一份希望。
小雪林住到了第一个月，医院开始了牵引。
又一个月后，马雪林动了手术。那需要一个人24小时守护在身边，马雪林的身上裹着厚厚的矫正器材，不敢动，不能动，吃饭、大小便都在床上，都必须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一点乱动，都可能影响治疗效果。那对马雪林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啊。
将近3个月后，他们回到了山里，回到了大山里的家。那已经是2014年的初冬，进入了小冬天的大山变得寒冷、萧条了，小雪林是裹着矫正器回来的，她要按照要求在床上继续固定地躺上半年。治疗期间好心人捐助了40多万，解决了手术费用问题，还欠医院的4万多块，医院最后免了。
马雪林回到家里后，闫老师为马雪林的补课开始了。整整几个月，那课耽误不起啊。从马雪林回来，闫老师就开始为小雪林补课了，那段崎岖的山路闫老师每周都要走上几趟。每天，他要先送走另外几个学生，才能在夕阳中走在补课的路上，他的手里每次都带着一个手电筒，补完课天都黑了，山区的黄昏是沉寂和寒冷的，况且开始补课时已是冬天。每次补课，由于小雪林不能动，她的母亲将课本放在她的身上，在她能看到的地方。写作业时，他们为小雪林准备了一个硬板，由母亲擎着，在那块硬板支撑下，一点一点地完成作业。半年多，闫老师就这样一趟趟走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他耐心地给小雪林讲着她落下的课程，看着小雪林在床上写好的作业，期间的几次考试，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严格，将考卷送到小雪林床头，而每次马雪林的成绩都是优秀。
2015年暑假后，马雪林回到了学校，让马雪林没有想到的是学校只剩了她一个人。第一次站在教室，她四处瞅着，眼神里透着失落和孤独。当闫老师告诉她，同学们都离开了这个学校时，马雪林有些疑惑地看着闫老师，稚嫩又认真地问：“闫老师，我一个人，你还教吗？”“教！教！学校还在，我还教你，我一直教你，直到你上初中。”
对于一个人的学校，我曾疑惑地咨询过校长，咨询过闫老师，咨询过狮豹头乡的主抓教育的副乡长，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只要有学生在，就会让学校存在下去，国家规定，教育要全面覆盖，多少公里内必须保证有一个学校，况且柳树岭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学校。
那天傍晚，我们决定陪她们母女回家，体验一次那一截几公里的山路。下午5点钟左右，马雪林的母亲王黑妮来到了学校，那是一个大个子的山村女人，长得壮实，说话直爽。出发前，闫老师递给我们一把手电筒，怕我们回来时天黑，看不清山路。
我走过很多山路，上过很多山，但这一段上上下下的山，我永生不会忘记，触动我的灵魂。离开学校大概十几分钟，就走到了那条狭隘的山路上。山路越来越窄，路边的野草显得更野，后来简直就是在石缝里走路。转过一个山腰又一个山腰，上到一个山坡上又往下走，数不清那狭窄崎岖的路上共有多少级台阶，马雪林伏在母亲的背上，不时地回头看我们一眼。轻易不走山路的我们气喘吁吁，汗水湿透了衣背，而她们母女却每天都要在这样的路上走上几遭，我们几次想停下来歇息一下，可看着雪林的母亲背着女儿不停地走着，不好意思停下，只好紧撵着，喘息着。这样的路她们母女也许还要走上几年，如果走到马雪林上初中为止，还有3年的时间，那又是怎样的一段路程，加在一起是多少公里？终于走到了她们所在的匣水村，看到了分散的几户房屋，王黑妮告诉我们，现在匣水村常住的只有6口人：她们母女，王黑妮82岁的老母亲，两个堂嫂，一个因行动不便没有外出打工的堂兄。我们见到了王黑妮80多岁的母亲，她刚生过一场大病，恹恹地坐在门口，耳朵有些背，和她说话时，她听不清楚，和我们挥挥手，算打招呼。我们看到了小雪林养病的床，补课的地方，在床上写字的一个小木板。她们家门前就是一座大山和一个峡谷。王黑妮说，她每天送走小雪林，要赶回来照顾母亲，还要去几里之外的一个山泉那儿提水，然后是抽出时间到山上采集一些药材，这两年山旱，药材越来越难采到，一年也卖不了几个钱。
为了赶路，我们赶紧回返。回去的路更陡，一路的上坡，只走了一段就汗流浃背。走到一个岔口时，记不清到底该走哪一个路口了。我们正迷惘时，身后传来了喊声，那声音像站在一个高坡上，原来是王黑妮，她一直暗暗地送着我们，可能就是怕我们在这儿走迷了。她大喊着，错了，走另一个岔口。我们好感动，多幺淳朴细心的女人。我们走到那个路口后，向她挥手，在大山里喊着和她告别，我们彼此的喊声在大山里回荡。那天手电筒没有用上，我们在天黑前赶到了通往学校的那条大路，在我们走出大山的路口时，看见了闫老师，原来他也不放心，在路口等着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们及早赶到了学校，站在路口等她们母女，将近八点，我们看到了王黑妮背着马雪林的身影。那天上午，马雪林跟着闫老师上课，我们和王黑妮聊天，聊到了她们的生活，马雪林每年的复查。最困难的是几年后还要有一次这样大的手术，这样马雪林的病情才能继续好转，或者彻底地治愈。而几年后的手术费没有任何着落，不知道会不会再遇到好心人后来我们聊起他们的一日三餐，王黑妮说到了马雪林昨天曾经说到想喝纯奶，那种她在郑州时好心人给她送过的纯奶，我说我去买吧。她摇摇头说，方圆几十里根本买不到，没有人在这里开这样一个小卖部，山里人少，赚不到钱。我几乎要掉下泪来，正好一个朋友要来接我下山，我给他打电话，拜托他一定捎两件纯奶过来。那天临走时，我把奶掂到了学校，和闫老师，和小雪林告别。走出学校，再回头，看见小雪林站在教室门口，娇嫩的小手还在挥着。
再见了闫老师，我还会再来柳树岭，再来学校看你。再见了小雪林，祝你早日康复，多年后，希望在某个大学的校园里走着一个娉娉婷婷的山村姑娘。放心，你会好的，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我看见了大山，午后的大山是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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