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父亲的足迹

寻找父亲的足迹

李乐学

一

1981年国庆节期间，姐姐从西安发来一封加急电报，说是父亲生病，已经从拉萨转到西安南郊的陕西省第一人民医院。母亲和大弟都在医院陪父亲治病。希望我立即赶到西安，父亲有要事相告。

我拿着电报向领导请了假，立马带着6岁的女儿华丽，从乌鲁木齐踏上东去的列车。

列车于第三日凌晨5时到达西安车站。由于不熟悉西安交通，我和女儿搭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去了省人民医院。先是在住院处查入院登记册，查了几遍没有查到父亲的姓名。住院处的人说是不是你把医院搞错了，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收治过从西藏转来的病人。

我有些茫然。可是，电报上清清楚楚写的是陕西省第一人民医院啊？于是，我手里拿着电报，和女儿一个病房一个病房的寻找，整整找了半上午，也没有找到父亲他们。我一筹莫展，打算找大夫给女儿看看病，然后回宝鸡家乡。可能父亲已经治好了疾病，一家人已经回了宝鸡。

在医院药房给女儿取药时，却意外看见了大弟，他正在给父亲取药。大弟说“姐姐因为超假，刚刚乘火车回了新疆”。大弟领着我和女儿，七拐八拐来到一个病区与另一个病区的通道间，我一眼看见苍老的母亲正在给骨瘦如柴躺在临时搭建的木床上的父亲喂药。

我叫了一声爸！已经失像的父亲愣了一下，有气无力的张了张嘴，泪水夺眶而出。一旁的母亲一抽一泣着说，“我娃回来了，快给你爸想想办法吧？”我握着父亲瘦若干柴的手，瞧着被疾病折磨得异常痛苦的父亲心如刀割。

1979年6月，在经历了21年的冤案之后，55岁的父亲终于恢复了一党一籍，被分配在拉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父亲虽然恢复了一党一籍和工作，但是组织上还没有给他彻底平反，仍然留了一个尾巴。

今年春节前，父亲从拉萨回宝鸡休过假时，曾经和家人照了一个合影。从寄给我的相片上看，当时的父亲心宽体胖，精神很好，也不过大半年时间，怎幺就病成这样？

作为父亲病房的通道间两头各有一扇小门，医护人员从两扇小门中出出进进，吱吱咛咛的开门声响个不停。我问大弟，父亲的病这幺重，怎幺叫他住在这里？

大弟无奈地说：“父亲已经来了一个星期了，医院里病床紧张，安排不上一床位，只得临时住在这儿看门诊”。

那时候，“四人帮”刚刚垮台，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看病难是当时十分突出的问题。虽然西藏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几次跟医院交涉，但是也没有能够解决父亲的床位问题。护送父亲出藏治病的一位藏族同志告诉我：父亲在拉萨医院查出胃癌以后，西藏组织立即与北京协和医院取得了联系，安排父亲上北京住院治疗。飞机在成都加油时，父亲的病情突然严重，出现全瘫，只得临时决定在西安下飞机。

情急生智，我突然想起在乌鲁木齐时，从报纸上看到1951年动员父亲重新回到部队参加解放西藏的范明将军，1980年平反后任陕西省政一协主席之职。我给大弟说，你马上去找范明主席，把父亲现在的处境告诉他，请他帮帮忙吧！

范明主席正在生病。下午时分，范明将军的夫人梁枫同志来医院看望父亲。

范明将军1951年率领部队进藏时，是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书记、十八军独立支队司令员。范明将军的夫人梁枫同志，当年是共青一团一西藏工委书记。我父亲李葆棠当时在梁枫同志手下工作，任共青一团一西藏工委副秘书长。

范明将军1958年在西藏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先在监狱里呆了13年，出来后又劳教了8年。期间，夫人梁枫也被开除一党一籍关押在陕西大荔劳改队。1980年，范明将军出山了。接着，梁枫同志也担任了陕西省卫生厅一党一组书记职务。

与范明将军和梁枫同志相比，父亲还算幸运，一没有进劳改队，二没有被劳改或者管制，20多年还有一定的人身自一由啊！

梁枫同志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泪流满面，她说：“老李啊”我们下地狱入火海几十年都熬过来了，现在胜利了你却没有保护好身体，真叫人痛心啊！”

胡耀帮同志1980年在西藏干部大会讲话后，50岁以上的汉族干部开始分批内调，父亲也是内调干部之一。但是，父亲考虑他的平反问题还留有尾巴，想等全部平反后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几次去北京、西安等地落实政策上一访，欠了亲戚朋友许多债务，西藏工资高一些，他还想把债务还清了再内调。谁能料到一病不起呢？

接着，梁枫同志派人找来医院一党一委书记和院长。梁枫同志心情沉重地对医院书记和院长说：“李葆棠同志当年是中|共陕西地下一党一党一员，在地下一党一领导下，他为解放大西北作了一定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现在他病了，在他曾经为之流血奋斗的土地上居然没有他治病的一张病床，这说得过去吗？”

当天晚上，父亲被医院安排在内科肿瘤病房继续治疗。治疗期间，一位医生悄悄告诉我，“你父亲的状况最多能坚持20天，你们还是准备后事吧！”西安到宝鸡有200多公里路程，父亲全身瘫痪已经无法座火车了。后来，多亏梁枫同志安排医院的救护车，护送父亲回到家乡。

1981年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七日），饱经磨难的父亲与世长辞，享年57岁。父亲在弥留之际，亲手把一包沉甸甸的大纸包交给我，再三叮咛，“继续申诉，彻底平反”。

二

这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大文件袋里边，装着父亲从一党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包括给中|共中央、陕西省委以及西藏各级一党一组织所写的平反申诉材料的底稿。

一页页凝结了父亲血泪的沉痛文字，既是父亲几十年冤情的真实记录，更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来“阶级斗争”的缩影，真实地再现了极左路线对一党一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

这个记录了父亲一生历史的材料，决定了在今后几十年里我对父亲人生轨迹的重新寻找！

我重新整理父亲的申诉材料，通过我工作单位一党一委，给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

父亲1925年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二日）诞生生于宝鸡县贾村塬一个农村小商人家庭。1946年从西安二中高中毕业，考入开封中原公学院（公费）。1947年因内战爆发交通阻塞，他学业中断后在宝鸡县马迹乡小学教书。在西安上学时，他就接触了马列主义，参加了共|产|一党一地下组织领导的爱国反蒋学生运动；任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一党一人，开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49年1月，经中|共地下一党一员王文华、王德周介绍，父亲同郑佐周同志一起在凤翔县江湖村中|共地下一党一员王德尚家中，加入中国共|产|一党一。

1949年4月，父亲随解放军转移。7月，被派到宝鸡参加接管工作。9月，任宝鸡县一团一工委副书记。1951年3月，在西北一团一校学习时，报名参加解放西藏，任十八军独立支队骡二中队指导员。进藏后曾经担任过共青一团一西藏工委秘书、副秘书长、中|共西藏工委秘书、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社会教育科副科长、拉萨小学第一任副校长、西藏一团一校秘书科副科长等职。

范明将军1958年在西藏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许多西北地区进藏干部受到牵连，父亲也未能幸免。

西藏工委1958年11月24日批示：“给予李葆棠开除一党一籍，行政上开除的处分。令其回乡劳动生产。”

西藏到内地路途遥远。

1959年5月，父亲在任西藏秦剧一团一演员训练班（西安）副主任期间，中|共西藏工委、西藏监委对父亲的处分，才姗姗来迟。

处分的主要理由是，“发展地下一党一员不纯、有特务，企图推翻中央对其的处分决定，反对中央”。

所谓“发展地下一党一员不纯”，是指建国前父亲受中|共西府地下一党一组织安排，与王文华、郑佐周等一起发展的地下一党一员、一团一员。

所谓反对中央，是指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在中央一团一校学习，当时被作为“反革命”关押审查。后经一团一中央五人小组审查，认为不是反革命。但是，仍然以“其发展地下一党一员不纯洁、包庇地主家庭、发展过特务和一批坏分子加入我地下一团一组织”等莫须有的问题对他以留一党一察看两年的处分。父亲对这个结论不服，多次上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公开为西府地下一党一平反。西府地下一党一组织安排我父亲发展的地下一党一员、一团一员中，刘伯业、朱伦等也平反。这才知道，经我父亲发展的地下一党一员李积魁尚在解放军部队任职。父亲的朋友雷震和早于1975年平反，已经回到新疆工作。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国家先后发生过镇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社教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十年“文革”浩劫，冤案如山，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万计。打倒“四人帮”们，特别是胡耀帮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起，全国范围的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推开，从而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阴－云。

中国共|产|一党一出现胡耀帮，是历史的安慰。“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是胡耀帮力挽狂澜的警世名言。

至今，中国人提到胡耀帮的名字，无不由衷崇敬。

父亲和许许多多革命前辈的遭遇，也应验了中国历史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等等古训的深刻！它使人们真正理解了什幺是“阶级斗争”？什幺是“极左路线”？什幺是“封建专制”？什幺是“苛政猛于虎”？也使我们活着的人，更加热爱一党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的正确路线，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一团一结局面。

一党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一些部门和一些单位特别是一些掌握一党一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的领|导|人，却抵制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正确决策，说明极左路线流毒之深远，势力之强大，恶疾之顽固。纠正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多幺不易。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顽固坚持极左路线的个别人岂能阻挡一党一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决心。随着“两个凡是”的垮台，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6月21日，西藏自治区一党一委常委会决定：恢复李葆棠同志的一党一籍和公职。西藏自治区一党一委纪律检察委员会据此下发了藏一党一纪〔1979〕73号文件。

三

资料记载：1950年初，十八军奉中央之命和平解放西藏。主力部队从西康发兵，另外有三支部队分别从云南、青海、新疆出发。昌都一战，藏军全线溃退。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zheng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zheng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就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不久，一支番号为十八军独立支队的队伍开始从青海向西藏进军。这支以范明、幕生忠将军为为首的队伍，计有进藏干部600余人，民工近600人，骡马、骆驼、牦牛等牲畜近万头。浩浩荡荡进军西藏，队伍足有几十公里长。

这支队伍终日行走在“无人区”。远远看去，他们的前面似乎是一座山，然而人在走山似乎也在走，永远是走不完的山。上了这个山才发现是一个台地，前面远远的又是一座山，4000米，4500米，5000米，5500米，6000米，他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迈向“世界屋脊”。

西北进藏的部队，原来叫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后来番号是十八军独立支队，它是四面八方的干部组织起来的，主要是一党一校、一团一校的学员和文化、新闻、医疗卫生方面的干部。当时，范明将军在西安、兰州各大一党一校、一团一校和中学作报告，说我们国家一面抗美援朝，一面进军西藏。不论是抗美援朝的人，忽视进军西藏的人，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父亲那时候正在陕西省一团一校学习，听了范明的报告后踊跃报名，瞒着家人重新参加部队出发了。他们座汽车到达兰州，经过一段时间学习，然后从兰州向西藏前进。

父亲后来说：当时，连以上干部每人配备4匹马，一匹人骑，一匹驮行李和一qiang一支弹药，一匹驮银元（当时西藏通用银元），一匹备用。然而，行军越来越艰苦，不时有马匹牲畜死亡。马匹只够用来驮行李银元，人都是靠两条腿行军。

在高原行军，大家普遍感到头痛恶心、呼吸困难、四肢无力、举步维艰，常常有人晕倒。骡马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

高原上经常下雨。下雨威胁到他们吃饭。草原行军，做饭的燃料是干牛粪，雨水把牛粪淋湿了，战士们就用胳肢窝焐干湿牛粪做饭。

黄河源长达几百华里的沼泽地，人一旦陷入便无力自拔，只有两只手在沼泥面上挣扎，稍许连手也没有了。

9月里的巴颜喀喇山南麓的通天河，波涛汹涌，流激浪高。这支部队用了15天时间，全靠泅渡穿过刺骨的河水。一些战士牺牲了，许多牲畜被淹死。

10月里，这支部队横跨6000米的唐古拉山。

历史上，成吉思汉的部下、马步芳的军队，在进军西藏途径唐古拉山时，遭遇大雪封山全军覆没。

这支部队每天赶路10多个小时，走八九十里路。由于缺氧，加之连续急行军，高山病发病率急剧上升。这种病说来就来，人突然四肢无力，脸色*像猪肝一样，说死就死。牲畜大量死亡，成群结队的老雕和乌鸦啄食着牲畜的眼睛，叨开牲畜的肚子，把肠子拉出好长。

这支部队在翻越唐古拉山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战友永远长眠在一片片雪坡上。

不少战士被冻伤，到拉萨后有好多人截肢。

1951年11月27日，十八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东郊。

12月1日，举行盛大入城式，范明率部与张国华、谭冠三的部队胜利会师。

四

审视造成父亲几十年冤案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是错误的极左路线，另一方面也有“人祸”的原因。

父亲在1978年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申诉材料中如是说：

1954年，我离藏调中央一团一校学习时，从西藏至成都一起同行的有30多位干部、家属，其中包括当时西藏工委组织部办公室刘月亮的爱人（系预备一党一员，名字记不清了），我担任临时一党一支部书记。

到昌都后，刘月亮从拉萨给昌都分工委统战部长赫吾民打电话转告我，叫我给他爱人转正。我考虑：一是干部档案交西南局的，我无权拆阅；二是对刘的爱人原来不熟悉，彼此不了解，且在行军途中几位女同志闹不一团一结，我曾批评过；三是我认为电报应该发昌都分工委组织部协同办理，不应发报统战部。根据以上三点，我当时向西藏工委组织部写信说明了情况，认为刘月亮是以个人名义处理他爱人的组织问题，不符合手续，没有给办理。

1956年肃反结束后，我在中央一团一校学习毕业，二次进藏。刘月亮这时已经是西藏工委监委会办公室主任，其爱人也在监委工作，当时，刘月亮对我又是挖苦，又是讥笑。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我二次进藏后，被分配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处社教科任副科长。一月后，西藏监委办公室主任刘月亮对我说：你对中央给你的处分有什幺意见，可以写出书面材料。

按照刘月亮的意见，我当时写了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央一团一校派李越去陕西调查我的材料问题，李越根据个人想像先写好材料，然而掏出手|一枪一逼迫刘伯业、郑佐周等盖章作伪证，这样的材料有什幺真实性*？关于发展地下一党一员不纯问题，作为地下一党一一名一党一员，我是一党一组织决议的执行者，如果有问题，组织要负主要责任，怎幺能把责任都强加在一个普通一党一员身上？关于所谓参加国民一党一和在三青一团一任职、发展过特务和一批坏分子加入我地下一团一组织问题，纯属无中生有。

这个书面材料，成为西藏工委1958年11月对我父亲“开除一党一籍，行政上开除处分。令其回乡劳动生产。”的依据，既“企图推翻中央对其的处分决定，反对中央”。

刘月亮在加深我父亲冤案的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刘月亮“引蛇出洞”的传统性*，一目了然。

五

原文照登：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文件－藏组审〔1982〕86号－《关于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意见》

李葆棠，男，汉族，1926年生，陕西省宝鸡县人。1949年2月入一党一，同年5月参加工作。1951年3月进藏，先后任过西藏一团一工委秘书、副秘书长，行政17极。1954年9月调中央一团一校学习，1956年回西藏后任自治区筹委文教处副科长，拉萨市一小副校长。1958年11月开除回家劳动生产。1979年6月恢复公职在话剧一团一作一般干部工作。

李葆棠同志对1956年中央直属机关一党一委对其政治历史的结论和1958年西藏工委对其双开除的决定不服，提出申诉。西藏自治区一党一委1979年6月批示‘恢复李葆棠同志一党一籍，公职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从决定之日起按十七级待遇发工资”的文件下达后，本人仍不服，要求彻底平反，恢复副县级干部职务。

经查，1956年5月29日中央直属机关一党一委对李葆棠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结论是“隐瞒了参加国民一党一和积极负责宝鸡县马迹乡三青一团一区队的工作，发展过特务和一批坏分子加入我地下一团一组织，包庇特务地主家庭等问题。直到肃反运动，才被迫承认了这些事实。给予李葆棠行政上降职和一党一内留一党一察看二年的处分”。西藏工委1958年11月24日批示“给李葆棠开除一党一籍，行政上开除的处分，令其回乡劳动生产”。区一党一委1979年6月27日《关于对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意见报告》批示是“同意恢复一党一籍、公职，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从决定之日按十七级待遇发工资”。

经此次复查，李葆棠所谓参加国民一党一和在三青一团一任职问题，因情况不真实，原证明人现已否决，所谓包庇特务和地主家庭之词也是不对的。

综上所述，关于李葆棠同志是否参加国民一党一和在三青一团一任职问题，应予否定。撤消1956年5月29日中央直属机关一党一委对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和中|共西藏工委1958年11月24日开除一党一籍，开除公职的决定。恢复李葆棠同志副县级干部职务。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1981年11月7日

（注：1956年5月29日中央直属机关一党一委对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是共青一团一中央一团一校1955年肃反运动审查中做的结论。该校1982年6月15日来函同意我部1981年11月7日《关于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意见》

六

1995年8月，我姐姐因公在威海出差期间，与一位出租车司机在车上有一段对话：

听师傅口音，好像陕西人？

我是陕西宝鸡人！

啊？我也是宝鸡人。

宝鸡啥地方？

宝鸡贾村塬。

贾村塬！我们老家也在贾村塬…….

原来，司机是我父亲从小学到大学老同学雷震和的儿子。雷震和何许人也？就是我父亲历史冤案中所谓包庇的特务分子雷震和。

后来。我与雷震和老人家开始了通信，下边把雷震和写给我的信件摘录如下：

乐学亲友：

你好，全家幸福？

真想不到，你还给我们来了信，多日使我心情不能平静。接到你的信，我和你父亲同学十年的时光如同电一影一般在脑子里滚来翻去，多少雪泥鸿爪使我不能忘怀！我们十年同窗情同手足，同吃同住同学习。十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即就是出去玩也是一起。你父亲喜好体育特别爱打篮球，我好看小说爱好文艺，所以你父亲身体好。

1951年春节过后，西安欢送进藏干部，我和你父亲见了一面，只说了几句话他就上了汽车。到了1965年，我从新疆被遣返原籍宝鸡，有一次在宝鸡市一家澡堂洗澡，我们在水池相见，我看他，他看我，终于互相认出。两人便到我家钟楼寺说了一一夜话。这样，我们以后每年可以见面几次。

1975年元宵节过后，我从北京上一访回来，在贾村街见到你父亲。给他详细谈论落实政策事项，千嘱咐万嘱咐叫他上一访。不久，我落实政策去新疆工作，从此再没有见过你父亲。

1984年冬，我去西安参加西北工业会议，并在南方各地考察。1985年春考察结束我回了一趟宝鸡老家，在陵厚堡李天佩家看望我的原配，问道你家情况，才知你父亲已经去世几年，我的心情很不好受，还不知道他平反没有？现在，终于知道你父亲已经平反，恢复了公职，虽然是水月镜花，毕竟可以澄清是非安慰亡灵了。终于有了一个正确的说法，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光荣。我的悬念也就了了。嗟夫！

赶上了国泰民安盛世，感觉精神焕发，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从新疆退休后，聘任于威海市高科技经济开发区主任工程师。虽然已经七十有二，但是身强体壮，目明脑清，记忆不差，确实有些老当益壮的风味……

雷震和1995年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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