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林来成都之前是一所乡村中学的教师，由于他是学校学历最高的青年教师，因此被视为学校的未来之星。但他发现，在那个小小的古镇上，即使是校长也不算大官也不算有钱，而且时不时还会因收费问题被乡亲们骂上几句。
他放弃了一眼望得到底的人生前途来到成都，辗转来到我们杂志社，在拉到第一笔广告并提到了相当于他在老家一年收入的提成之后，他便真心热爱上了这种工作。从那一刻起，他成为杂志社创收队伍中一个最活跃的分子，只要一听到创收信息，他都会立即动身，决不等信息过夜。但是，他在同事中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后来，已没人与他交往，而他在杂志社惟一一个可以说话的便是编辑部的我。有的同事还劝过我，说王大林这娃不仗义，什幺钱都敢赚谁的广告都要撬。
因为我没有广告让他撬，因此也就不太在意同事们的劝告。他继续拼命挣钱，星期天也基本不休息。我们聊的时间越来越少，偶尔遇上，寒暄两句，也匆匆忙忙。在匆忙之间，我感觉到的，是他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累和倦。
不久前，我在医院门口碰到他，他刚输完液出来，面如菜色*，见到我，很高兴地向我报喜，说在城南买了房子，并向路边一辆轿车努努嘴说：不错吧，刚买的！但我从他脸上看到的依然是几年来那一堆挥之不去的倦容。
几个月之后，这张脸又在殡仪馆的黑相框里与我谋面，他的一位老乡说：可惜啊，眼见着日子就快轻松起来了。
我不知道王大林如果活着的话，会不会同意他的这种说法。至于他最终挣没挣来人们对他的肃然起敬，因为参加葬礼的宾客太少，我也就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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