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农民工是近几年来才出现的带有身份歧视的称呼。工人就是工人，为何人们要在前面家一个“农民”的前缀，根源是当今中外罕见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国古代城里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草民才住在城外。不过，那时还是以农业为主，城里有一些工人（主要是手工业），但多数以农业为本。所以农民和工人就没有明显的界限，因而也没有这个含有政治歧视的“农民工”。农民进城，
近来读苏轼的诗词，发现一首写农民进城务工的诗，诗中的主人公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山村五绝》（其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嬴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首诗反映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之弊。按青苗法贷给农民的钱转手就花完了，为了养家糊口，农民只能经常去城里服劳役。因为舍不得花血汗钱上最便宜的馆子，他们拄着藜杖（大概路途遥远坎坷吧），自己带饭，可能是怕年幼的孩子放在家中无人照看，他们也把孩子带到城中了。家里的生产耽误了，唯一的“好处”是小孩子学了一口城里的“官话”。
“三农”问题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但苏轼在近一千年前就喊出了类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苏轼这首诗后来成为“乌台诗案”的一个罪证。案发后，苏轼解释云：“意言百姓虽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又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农家子弟多在城中不首次第，但学得城中语音而已。以讥讽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现在农村取消了农业税，但农业生产的收入微薄，不够日常开支。在农村越来越难以生存，相对穷困越来越严重，农民们背井离乡变成背着农民身份的工人。农民工的遭遇姑且不论，我更关心苏轼诗中提到的那些农民工的后代。
那些留守在乡村的儿童远离父母的关爱，忍受着不该忍受的孤独和心灵创伤。在宋代，很多诗人都描写过农村儿童天真活泼的形象。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组诗《四时田园杂兴》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村庄儿女”是成年农民，但现在他们进城打工去了；“童孙”是小孩子，或许现在的他们早就知道，辛苦种出的瓜还不够用来交他们的学费，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桑树底下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
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年轻的父母带到打工的地方，也在受教育上面被人低看一眼，收费低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名不正言不顺，整天面临着被关闭的危险。当然，现在很多地方农民工的孩子获得同城里孩子一样的读书权利，但以后上大学的昂贵学费呢？农民工大都是从事低端劳动市场工作的，汗水摔成八瓣，也很难给孩子美好的将来开出花来。
读苏轼的“嬴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只能读书人一声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