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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武门徒
房门紧闭的砰！
她拧我也不觉得疼
说“有本事你就别回来”
这让我如何说的成
屋内暖气烘烘
门外寒气浓浓
我在外面受冷，她在屋内心疼
中间只隔了一层
屋内暖气烘烘
门外寒气浓浓
我在外面受冷，她在屋内心疼
――《邓平利·冷暖得心知》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说实在的，不老好听，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却根深蒂固。无论天津人怎幺辩护，都为时已晚。几乎是全国各地，媒体刊物，政要名人，甚至于天津人自己也都在这样的氛围中默认。
三不管、混混儿、租借地、老城里、码头、杂不地儿成了代表，但也够不上半个天津；据我所知，天津作为首都的前台城市，距离北京仅有一百多公里，这幺近，却以千万人口与北京看齐，又岂是前台城市这幺点分量；天津话听起来让人不大舒服，常被媒体大众用作反料，但折射出来的生活态度，又岂是圈外人理解得那幺简单；天津人爱欺生，却不怎幺排外，行为里夹杂着过分的热情，又岂是外省人骨子里所能容纳的成分。历史地理特殊，人文气候复杂，商贸往来频繁；混迹其间的商埠文化，码头文化，殖民文化，妈祖文化，天后文化；夹杂以海洋文化、移民文化、俗文化、杂文化等诸多成分，像模像样的天津人就在这区区六百余载里被塑造了出来。
终究历史太短，根基太浅。寺庙里厚重的潮音，声声入耳，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如何济世；鼓楼里洪顿的鼓乐，层层包裹，大觉大悟的解放路桥又该如何搭建；八卦图里各显神通的神仙，夜夜独乐，大凄大惨的寡妇宿楼又该怎幺扭转；周公梦祠里济世泽方的文王，日日思静，大险大阻的黄崖关卡又该如何觉悟。这也难怪，天津文化定位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天津北临燕山，东临渤海，是退海之地，九河下梢，七十二沽在其中，孕育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黄河带来的泥沙翻腾、沉淀，这样经过千百万次的反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陆架，随着海平面的变化，一次次的海浸，在这海平面时高时低，时海时陆的变化中，坑坑洼洼，沟壑纵横。小者被泥沙填平，大者成为沽或湿地；沟壑成陆者逐渐适合居住，成沟者便于货航。这从现今仍然保留下来的地名就可以推断出来，堤、河、沟；洼、沽、台大意如此。
天津卫，天津卫，天津起源于军事的说法，这从保存至今的称呼就可以得到印证，但倔强的天津人总喜欢在后面加一句：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嘛。以此来强调天津地理位置的特殊。
寨、镇、卫都是军事设置。在金真佑三年时，金朝曾在三岔河口一带建立了军事设施——直沽寨。到了元代改“直沽寨”为“海津镇”，明代永乐二年改设天津卫。到了清代，天津又改“卫”为“州”。天津起源于军事的说法，从保存至今的众多村名中还可以得到印证。小南河寨不但名称中有“寨”一词，而且历史上也不乏尚勇的英杰。天津从此转变成了行政建制，但关于“天津”一词的由来，却要从明朝的朱棣说起。“天津”二字，意为“天子渡津之地”，历史由此开始。
史料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将他的儿子们分封为王，驻守在全国各地。其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驻守于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朱元璋去世后，传位给他的长孙朱允。朱棣为与朱允争夺皇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的“靖难之役”。一三九九年，燕王朱棣率军南下，从天津三岔口渡河袭取沧州，于一四○二年攻入当时明朝首都南京，登上了天子宝座。朱棣登基后，对他争夺天下时经过的三岔河口十分赞赏，认为是块风水宝地，叫群臣献名。最后，朱棣选中“天津”二字，意为“天子渡津之地”，天津由此得名。不久，朱棣迁都北京，天津便成了京城的门户，军事地位日益重要。明朝永乐二年（公元一四○四年），在天津设卫，“卫”是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天津共设三卫，驻军一点六万多人。于是，人们又把天津叫做天津卫。设卫就要筑城，天津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城市历史由此而开始。
当然要说说天津方言，那是历史的根源，说天津怎能不说说天津话。
然而，关于天津话的起源历来版本很多。有说天津话是土着方言，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还有人从民间传说出发，说祖上在山西洪洞大槐树村，而根据有关资料，也确实发现有山西移民的记载；但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却认为天津人是“燕王扫北”时从江苏、安徽移来的，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在明初。所谓的“燕王扫北”，燕王指朱棣，他当时被封为燕王，让他带着兵到天津阵守。防止北方的蒙古人、金人、辽人侵略。天津就是一个军事要地，设了卫，就是天津卫。在他来以前，天津这地方属静海县管，居住的是静海县人，讲的话是静海话。燕王扫北带来大量的人，那里的士兵和家属数以万计，他们后来多数定居在此。当时居住的静海人说的话就被燕王带来的人同化了。在燕王扫北前后，苏皖地区不断有移民到天津地区，江淮人逐渐地占了压倒性优势。
《卫志·毛恺德政碑》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
据权威的说法安徽省宿州市就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所在地。
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代替了天津本地的静海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到了清朝，天津改为州，后来改为府。天津在清代也是淮军的大本营。天津同北京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且天津还是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员、贵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宫廷用语开始影响天津话。此时，天津话开始同北京话进行了双向影响。而天津卫内其他地区的人较少，所以形成北京音与静海音包围天津方言的态势。
天津人性格爽朗、耿直、仗义，而又过分热情。甭管她是五六十岁，还是二三十岁，在问路的问题上，一句地道的天津话“姐姐”，就足以得到最热心的礼待。有时就为了给你最好的指引和建议，竟至于周边的路人也一同加入，甚至相互咬吃，就为了谁的建议更好。我就曾多次领教，多次为这种热情感动，竟至于自己也已受其影响为之改变甚多。这些往往成为许多外地人对天津初始印象最念念不忘的地方。
讲规矩、讲排场、推崇务实的精神；讲吃、讲喝、酷爱现实生活；自我迷恋，却又热情过度；诸如此类，都是天津人的性格。然而，天津却不适合外地人久居，除去自然环境较差以外，天津人固有的地盘意识很浓，虽然不排外，但很欺生，这为天津人在外地人的形象加入了太多坏的成分。
但天津人本身就是外地人，而真正意义上的天津人却是静海县人，而静海人又是他们观念里的农村人．但最能代表天津人性格的人还是他们观念里的农村人，这个人除了霍元甲，还是霍元甲，别无二选。
史料记载,霍元甲，字俊卿，咸丰九年生，天津静海小南河村人。世代习武，而终从农事。光绪二十七年春，北京王子斌“大刀王五”来津，元甲结识之，从之受艺。其后八国肇难，王五亦死其中，首级悬挂，元甲与弟子刘振声密入京，夜取其首，合尸葬之，人颇敬其之友义。
光绪二十七年，有俄国力士来津，广告其乃世界第一力士，又言我为病夫之国，迄今中朝无敌者云。元甲即赴其地，诘之曰：“我乃‘东亚病夫’元甲，愿与汝较量！”俄人既知其名，弗敢与较，元甲责其“为何辱我中华？”令重新广告，一曰其非世界第一力士；二曰辱华之事，登报致谦；三曰前者不从，当较量之。俄人惧，应其前二约，鼠出天津矣。
宣统元年，日人于上海蓬莱路立“柔道会馆”，广聚其国能士，专要元甲较。乃与弟子刘振声临其馆，元甲使振声先较，振声得真传，连胜日五人。日人怒，要元甲，不敌，暗伤之，元甲发其计，磕断其臂。日人不能胜，阴请宴元甲一行。元甲原有呛咳，较武亦受创，日人假以医生秋野为其医师，元甲武人粗犷，未识其诈，终受其害，六月，逝世于上海。国父闻之，书“尚武精神”以壮其言行。
从中我们了解到一个世家为武的平民英雄形象。夜取友首，合尸葬之，仁义二字尽显；退俄国大力士于空城，扬国人之威风；豪爽切武于日本浪人，却残遭毒手，英年早世。从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人民英雄的形象。难怪孙中山先生也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霍家世代习武，而终从农事，是很值得商讨。孰我直言，中国文人总喜欢把人化做神，化做鬼，还要有一个想当然，顺理成章的理由，而霍元甲也未能幸免。这也难怪，他的子孙对此也颇多微词。明明连生计都很困难的草民家庭，却被塑造成有钱有势徒弟如云的武术宗师世家，很能给人天生就优人一等的感觉，把一个人的坎坷奋斗经历，演变成了天赋人权，连这个人也变成有资有本的人间尤物，无须世俗问津，高不可攀而顺理成章；明明打败的是二流高手，一流高手还未出手就已胜出，境界早已高出实战数倍，却楞是被赋予中国式的性格，打的别人落花流水，屁股尿流，爱憎分明；遭人暗算，却还要死撑着比武，要面子不要里子，活受罪。死就死吧，还要更悲壮，那就满门抄斩，痛快淋漓，而无须顾及一些基本事实。从而好人被神话的不食人间香火，坏人也可变成好人，诡异难辩，而忽略了人性格式化以外的性情，而没了灵魂。而这些皆出自作者创作文学的需要，无关他人的痛痒，文学也就为文学了，却忽略了文学创作的人物通过文学书写了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很能搬弄是非，从尊重人的角度来说，却是不应该。
但是，毫无疑问，霍元甲的处世行为的的确确比较全面的代表了天津人的性格，这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状况来看都可以得到印证。
天津历史上就以卫着称。为防止北方的蒙古人、金人、辽人侵略，燕王扫北，带来的士兵和家属数以万计，他们后来多数定居在此，是天津人具备了卫人的诸多特点。仗义、爱国、助人、讲规矩、好勇善斗、推崇务实的精神；讲吃、讲喝、酷爱现实生活。尤其是近代历史，离开了天津怎幺能行。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李大钊；国学大师梁启超；近、现代艺术先驱，南山律宗大师李叔同；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吉鸿昌；抗日名将张自忠；被誉为化工之父的侯德榜；桥梁专家茅以升；文学巨匠曹禺。而这些人身上都不同程度体现出了天津特殊环境中的卫性格。而霍元甲实为天津人性格的第一形象代表人。
身为农人家庭，实则为他摘去了美丽的皇冠，才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纯粹的有血有肉天津卫人的性格，境界就很不一般。
史料记载,霍元甲儿时体弱多病。其父霍恩第担心他习武日后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艺于他。年轻时以挑担卖柴谋生，当地地痞恶棍经常寻事挑衅。一次霍元甲以武力教训，打败了几十个人，从此，霍元甲在整个天津城名声大增。以后，霍在天津先当码头装卸工，后到淮庆药栈帮工，与药栈掌拒农劲荪成为知友，逐步开阔了爱国修身的视野。
一九零九年冬，西洋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北四川路五十二号阿波罗影戏院表演健美时口出狂言，要与华人较量，并以轻蔑的口吻称华人为“东亚病夫”。引起了沪上以同盟会骨干陈其美及农劲荪、陈铁生、陈公哲等爱国人士的极大义愤，经商议邀请霍元甲到沪与奥皮音比试。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下旬，霍元甲偕弟子刘振声抵沪与奥皮音比武。据当时《时报》刊登张园主人设擂比武广告说：“中国大力士霍元甲君为北省拳术之冠，去年在敝园演技三日无不称赞。”奥皮音闻讯托辞要去外埠，故相约于次年春比高低。
一九一零年四月，霍元甲偕其徒刘振声第二次抵沪，经数度商洽，订立生死条款，再一次约奥皮音在张园搭架擂台比武。但奥皮音害怕霍元甲的高强武艺，仍失约未到，不战而遁。自此，霍元甲威名大振，扬名沪上。同盟会成员陈其美运筹帷幄，顺势提出“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经商议，决定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上海精武体育会前身），农劲荪任会长，霍元甲主持武术技击训练并习军事。
一九一零年六月以霍元甲的名义在《时报》上刊登上述消息。我国第一个民间体育组织诞生了。霍元甲曾偕徒刘振声应邀与日本柔道师切磋技艺时不慎误伤了对方，无意中与日本人结下怨恨。正当霍元甲主持精武体操会精心培养骨干，以图大展伟业之机，却遭到日本人的陷害，误服了日人的“慢性烂肺药”不幸英年早逝，为精武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霍元甲逝世后，上海精武会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分起，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四十三处，会员逾四十万之众。
如此大的成就，把一个霍元甲的性格表现的活灵活现，也就把一个天津人做纯粹了。为什幺这幺说呢，天津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就像威海卫一样，这是由他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而自从明朝燕王扫北带来的江淮士兵和军属占据主导地位后，军人性格和江淮口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天津人的主导性格。养成了天津人尚武之风。军人少言语，多仗义，体格粗犷剽悍和移民抱团的特性相结合，对后来天津民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天津历来就有着分帮结伙的特点，如漕运的山西帮、广东帮、宁波帮等等。就是在同行业间，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抵御外部或外地势力的侵入，天津人也自发组成团伙，出现了脚行、鱼行、粮行、油行等组织。使得天津人热情过度却不排外的情绪里夹杂着欺生，损害了天津人的形象又保卫了天津自身。据说。天津历史上两次对倭战争几乎全部都由天津这个小小的地方支持，包括大米，大炮，军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欣慰。而霍元甲正是在这种卫的环境中成长。源顺镖局的“大刀王五”惨遭杀害。霍元甲耳闻目睹了不少洋鬼子血淋淋的罪行，这使他种下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清政府的愤懑。于是，他回到家乡招众练武，以报效国家，充分展现了天津卫人的性格，当不在话下。在这里也不难看出，天津人的主导性格其实是军人性格在现实中的平民化，江淮口音影响很大，而霍元甲由于世家习武，受其影响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天津人把霍元甲的精神归结为：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也从侧面说明了霍元甲的性格和天津的性格趋同一致。
天津卫人受其性格，地理环境以及特殊历史机遇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发挥了其极特殊的社会作用，不能不令中国人对天津重新审视，而每一次事件都展现出天津在中国特殊的位置和天津卫人独特的性格魅力。
着名的事件主要包括：太平天国北伐激战天津，大沽之战，天津开埠，天津洋务运动，小站练兵，天津维新运动，天津义和团运动，孙中山北上莅津，老西开事件，五四运动在天津，长城抗战之《塘沽协定》，一二一八大示威，反对美军暴行天津战役。
在这些事件中又以天津开埠，孙中山三次北上莅津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关系中国近代的命脉。
史料记载：一八六零年，英、法、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天津成为外国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
天津开埠以后，各国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地盘，强划租界。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九国先后在天津强租了近十五平方公里的租界地，相当于天津旧城的八倍。国家之多，面积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一大批外国冒险家、传教士、富豪纷至沓来，营建洋行、银号、商店、花园、娱乐场、办公楼，开办仓储、航运、进出口贸易，建立医院、学校，盖洋房，造别墅。各帝国主义列强在租界里设立领事馆、警察、武装部队。租界里的市政建设、公用事业、财政事务等全由租界当局任意施行，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国中之国”。与此同时，国内的官僚、买办、富商、政客和清廷的遗老遗少也在天津买房兴业，频繁往来，使天津成为近代殖民政治、经济、文化的聚合地。殖民主义在天津滋长，为许多人把天津说成是殖民文化增加了一条口实，很能使人对天津文化产生误解，然而，这种殖民租界无形中又为天津近代商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既然近代中国殖民统治无法避免，就没有必要对天津苛求，还不如充分利用殖民遗留对我们商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反而更为实际有效。而这种殖民局面的出现就为巩固这种商业经济结果打好基础，很难避免。当然，殖民者只是看中天津在中国极其特殊的军事、政治、经济意义。
为了摆脱中国的苦难，中国人民开始了各种探索，各种救国方略。各地革命不断涌现，其中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最为成功。然而开启孙中山划时代意义的革命生涯，却要借助天津卫。这便是孙中山三次北上莅津，标志着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开始及延续。
一八九四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孙中山怀着爱国救民的一腔热血，带着洋洋数千字的《上李鸿章书》，北上天津，想设法面见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孙中山希望能够向清政府提出意见，改良一些国家的大事。但到了天津以后，李鸿章拒绝接见他。这下对他的刺激是一件好事，他从此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海外建立兴中会，开始了革命生涯。可以说，天津之行标志着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由烟台乘“安平”轮来津，二十一日抵天津。来津后参加了天津民众分别在中山公园和广东会馆举行的欢迎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精辟的讲演，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孙中山还参观了中山公园的劝工商品陈列所。九月，孙中山在太原，接受了广东同乡会电请，于二十二日晚六时乘火车，由保定再次抵津。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出席了广东会馆举行的欢迎仪式，与会者六千余人。孙中山与广东会馆各位董事会面晤谈并与全体同乡见面致谢词，勉励众人努力爱国，于二十四日晚乘车离津。
一九二四年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同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是。于十一月三十日乘船抵达天津。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革命，把军队改称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计。孙中山为了人民的利益，考虑全国大局，接受了邀请，毅然抱病北上，于十二月四日乘日本轮船“北岭丸”第三次到天津。孙中山下榻张园，因身体不适，除到曹家花园(曹锟家宅)会见张作霖和再度到中山公园巡视外，未能再出席其他活动。但孙中山仍日夜坚持工作，十二月十八日，在张园接见了段祺瑞的代表，对段的“外崇国信”声明痛加驳斥，他气愤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你们如此怕外国人，还要欢迎我来作什幺?”接见后，病情加重，德国医生建议静养，但他仍继续工作和会客，把从南方带来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分赠前来拜会的人员和天津各爱国团体。
如果说，天津开埠的意义对中国还不算大，那幺殖民主义对中国近代历史就没有什幺大的影响；如果说，孙中山三次北上莅津意义不大，那幺三民主义就没有必要产生。显然，结论正好相反，意义重大。
在近代殖民主义打开了天津的门户，就等于打开了中国这扇大门的链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此等等也就全打开了，这在近代绝对不是好事，但也不能从根本上来说是坏事，否则中国何以从旧的体制走出，探讨新的出路，走出个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来，进而共产主义红遍中国。而天津卫人所承受的这一切改变又岂是局外人理解的出来。加之历史地理特殊，人文气候复杂，商贸往来频繁；而混迹其间的诸多文化成分，像模像样的天津人就被塑造了出来．从而为天津加入诸多因素，开创多元文化局面。
然而，到了现代，国人眼里还依旧只有天津卫，却不理会他已有的深刻变革。政治，经济，文化概莫能外，不能不让人伤心。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说，相信有北方经济中心之称的天津，有着个与南方着名实业家张謇齐名的周学熙肯定会心酸，自己幸幸苦苦为天津打造了一个如此好的商业经济平台，天津怎幺就扶不起来；那幺，毫无疑问，近现代倡导新学的教育家严修也会伤心流泪，近代思潮如此大的撞击着天津，怎幺就换不醒人们对天津的重新认识；并且，天津独特的地理优势早已是天津拥有了可与上海等大城市对接世界经济的可能，却没落到连二流城市都赶不上的尴尬境界；而且，天津还是中国最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然而，却成了一个只有单一功能的工业化城市，逐渐被政策边缘化。进而有着南开人文精神根基和北洋制学严谨基础的文化城市，走向了末路；实业也就无从兴起。
幸好，奥运会期间还看到些城市的变化；
并且，还有个滨海新区让人眼睛一亮；
那幺，说天津卫人是津武门徒就很缺乏延展性，而我却在写津武门徒。
或许，这是一种无奈和期待。天津，本不应如此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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