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现代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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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提出并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之后,200年来,西方哲学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启蒙问题,甚至福柯断言:“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启蒙问题)做出回答的哲学” 。然而,福柯更深刻地感受到的是对启蒙的疑惑:“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b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进而引发了福柯对探寻“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是否应当从中看到对于18世纪的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 的诉求,公开了当代挥之不去的启蒙与现代性之间的哲学争论。

一.康德:启蒙与人类的未成年

康德对启蒙的理解基于他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定位和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强烈冲动。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他判定人类尚处于未成年状态。人类为何长时期经历文明却仍未成年?人类如何才能成年?人类成年的标志是什么?康德做出了以下的应答:首先,作为思想概念,启蒙被定义为对人类当下未能自觉、自为的生存状态的超越。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此定义中有两点设定:

其一是尽管人类历经古希腊的智慧时代,中世纪的愚昧时代以及近代文艺复兴时代,直到康德生活的工业化时代,但人类仍处于未成年的生存状态。

其二是人类迄今未成年的生存状态既不是人的本性使然,也不是大自然的天性所致,而是人类自己诉诸自身的。因而,超越不成熟状态,使人类从未成年走向成年,只能依靠人对自己的反省与行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其次,在对人类未成年的生存状态进行反省、检讨时,康德发现,直接造成人类的幼稚、无知的原因并非自古以来哲人们所说人类缺乏理智。相反,人类从不缺乏理智,人类缺乏的是运用理智去自觉、自为的勇气。所以,康德所定义的未成年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的一种人类生存状态。据此,康德鲜明地道出他所倡导的启蒙,其实质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再次,人类为何没有勇气运用自己理智去赢得自觉与自为呢?人的懒惰和怯懦是根本原因:“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不过,消除人类的懒惰和怯惰也很容易,就是“允许他们自由”。康德这里说的自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表现在公共生活中应该允许人们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享有尊奉自由的权利。

由此可见,康德对启蒙的基本理解有三点。

第一,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的启蒙概念的核心就是用理性构成人与世界的关系,使人在理性中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用理性指引人类的生活。可以说,康德的启蒙是理性的启蒙。

第二,理性的本质是自由。智慧、知识、真理、勇气等等都可能是理性的构成内容,但是理性的本质则是人的自觉、自为、自主的自由能力。

第三,理性是人生存状态的终极标志,人是否生活于成年生存状态中并成为真正的人的尺度就在于他在何种程度上拥有理性并运用理性。

显然,康德的启蒙理论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

二.福柯:启蒙与人类的成年

当代思想家福柯回答的依然是由康德提出、尼采延拓的“我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谁”这三大问题。他更着力于从知识、权力自我及其三者关系的研究入手来回答这三大问题。因而福柯的答案就与康德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大相径庭,具有与近代思想相对抗的现代性特征,其中包含着对启蒙的公开质疑与批判。

在《何为启蒙》一文中,福柯对康德的启蒙使人类成年的断言提出了三个疑问。

疑问一:福柯以为,“康德提出启蒙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既无人们所归属的世界时代,也无从中得到先兆的某种事件,也无大事告成的曙光。康德以几乎完全消极的方式给启蒙下定义,称之为Ausgans,即‘出口’、‘出路’”。换言之,在福柯看来,这个由康德提出并被后人追寻200年的启蒙问题是否具有思想史的合法性是一个疑问。

疑问二:福柯认为,启蒙究竟是一个历史事件还是伦理意义上人类应该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康德语焉不详,而这是理解和评价启蒙的重要维度。启蒙如果是一个历史事件,就具有本体性质。如果启蒙对人类而言,仅仅是义务与责任,那启蒙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与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变没有根本联系。

疑问三:在启蒙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上,福柯认为:“康德文章的第三个疑难便在于‘人类’一词的使用上。我们知道这个词在康德的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地位。是否应理解为参与到‘启蒙’过程中的全体人类?若如此,应设想,‘启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他涉及到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的存在”。显然,福柯怀疑康德的启蒙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根据三点疑问,福柯断言启蒙根本无法使人类成熟起来,未能实现康德对启蒙的殷切希望。他说:“‘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在这样的一种断言的支配下,福柯对启蒙进行了如下三方面富有现代性的批判:

批判一:自康德1784年提出启蒙至今,启蒙一直依靠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来运行。与其说康德时代直至今天人类生存的变化是启蒙的结果,不如说是200年来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变迁的产物,而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在福柯的视野中不过是权力和权力的实现。权力和权力的实现为人类带来的是畅扬还是压抑,这既要做认识论评价,更应进行伦理意义上的批判。

批判二:康德在提出启蒙时,有意无意地赋予启蒙一种人文主义的假想,而后人在诠释启蒙时,由于对理性的推崇和敬畏倾向于将启蒙看成近现代人文主义的集中体现。福柯根据其谱系学方法,认为:“‘启蒙’和人文主义之间是一种紧张状态而不是同一性”,“‘启蒙’极少把自己视为一种人文主义”。当代需要保留的是人文主义,需要对之审慎批判的则是启蒙。

批判三:福柯认为,“18世纪或18世纪的一部分伟大诺言或叫做伟大希望在于:技术能力对物所发生的影响与个人相对于他人的自由同时地并成比例地增长” 。但直到当代,启蒙未能像康德及其后的启蒙思想家预期的那样,技术对物的影响尽管越来越大,但人的自由却无根本增长,甚至面临康德所预想不到的危机与困境。启蒙未能使人类成熟,人类仍未成年。

三.启蒙的现代性改造

福柯拒绝启蒙表达了后现代思想对近现代思想的一种基本态度,但是启蒙已被深刻地印记在人类思想史中,既无法拆解,又不可逃避。福柯的策略就是通过对启蒙的重新理解,再度建构启蒙的内在意蕴,将启蒙变成现代性问题,从而使康德提出的启蒙拥有当代的在场意义。

首先,福柯认为“现代性问题早在古典文化中就产生了”。古典思想中凡不只与古人有关,而且与当代人自身现实性相联系的方面都显现出对现代的某种提问。启蒙既然无历史性,却又关涉全人类,那末,启蒙就不再是近代的历史事件,而与当代人类有关。福柯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说:“首先出现在康德这篇文章中的问题,我认为是现在问题,现实性问题:今天发生什么事啦?现在发生什么事啦?我们所有人都身居其中的该‘现在’是什么?谁来确定我写作的时间?”如此,启蒙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当代在场之中向思想提问,而思想也必须面对启蒙这一客观上出现的历史事件,在当代在场中论述启蒙的意义、价值和思想的特殊性,从而在当代现实在场之中找到启蒙所真正拥有的理性与思想基础。

其次,对启蒙的现代性改造是从重构启蒙之内涵出发的,福柯认为,启蒙与现代性的真正关联不在于康德注入启蒙中的理性本质,而在于启蒙具有一种重要功能,即对“现实性进行自我追问”的功能。正是这种自我追问,使启蒙的改造获得了一种再建的可能性。福柯相信,根据启蒙的自我追问功能再建启蒙的现代性之内涵也是当年康德为启蒙种植的。康德对什么是法国大革命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为启蒙和启蒙的现代性改造提供了思想底蕴。“对于康德来说,这不是富有意义的法国大革命面貌。构成具有回忆、证明与预后价值的事件的东西,不是革命悲惨事件本身,不是革命的巨大成就,也不是伴随着事件的指手画脚。意味深长的东西是法国大革命产生场面的方式,是一些在整个周围迎接它的方式,这些观众不参加这场革命却观看它,目击它,以最好或最坏的方式听从它驱动”。

福柯认为,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就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精神,运用这种现代性精神可为其提出的启蒙再建新的内涵、底蕴。

由此可见,福柯对启蒙的现代性批判不在于彻底灭绝启蒙中的理性精神,而在于合理地对待并适度地运用理性,不将理性视为人类生存的终极真理和惟一尺度,就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保护启蒙运动的遗留部分,而是这种事件及其意义的问题本身……作为应该被思考的东西,必须在精神上得到保存和保护。”

四.启蒙的历史成果与现代性反思

启蒙与现代性之争不容回避地提出了一个如何评价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发展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启蒙的动机及其主要的历史成果做进一步的追问。

人们对康德提出启蒙理论的时代需求和意识形背景曾做出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却忽略了启蒙与西方思想史之间的关系。启蒙在康德那里,既是近代的产物,又是西方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西方的思想向来重视对人的理解,其思想发展的根基就在于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建构,重心则倾向于人。但是,康德之前,西方思想史中的人都是单维性的。如苏格拉底的道德尺度中的人、柏拉图认识尺度中的人,亚里士多德求知尺度中的人,普诺丁、奥古斯丁、阿奎那的神学尺度中的人,但丁、达.芬奇、维柯人性尺度中的人等等。可以说,在康德之前的西方思想史图景中的人不是“自然的人”就是“神化的人”。康德提出启蒙的深层动机在于依据某一既非自然给出又非上帝创造的普遍原理,重建具有总体性的关于人的理念。在康德的思想中,人是多维度的,多维度的总体性的人所根植的原理就是被康德反复论述的自由。在康德那里,自由意味着既不受制于自然属性,又不囿于上帝的规范,自由是人自我创造、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主体能力,体现为源自于意志力的理性。康德提出启蒙的深层真实动机就在于使人们自觉地运用这种理性自由,引导人们的生活走出蒙蔽、无知状态而成为属于不同于自然的人或神化的人的真正的人。所以,在康德的理论中,启蒙是人类的义务,人类的希望,是人合目的重建关于人的理念的必由之路。当然,康德并未完成重建关于人的总体性理念的工作,经过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近代西方思想史才完成了关于人的理念重建工作。正是在重建关于人的理念的动机之下,启蒙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果。

第一个理论成果表现为启蒙引发了社会生活的革新与重建。理性的思考、对传统社会生活的批判引发了近代社会生活的革新与重建。

在政治上,启蒙之前,欧洲传统国家大多数是政教合一的君主国和帝国。这些君主国和帝国在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中,高度宗教化、集权化、专制化。启蒙思想对教会的批判、对专制合法性的质疑,导致了欧洲政教分离运动。而在政教分离的过程中催生了民族国家的诞生。经历启蒙哺育的民族国家大多选择了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开明君主制。在启蒙的进一步推动下,开明君主制发展为君主立宪制,最终创生了以分权为特征的法兰西共和国等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国家政治实现了现代化。

在经济上,启蒙之前,欧洲各大国基本上推行的是重商政策,却不懂得增加贸易、加快流通是创造财富的根本。而启蒙思想重视人的现实利益,特别是以重农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利己主义的提出和推行,促进了共同利益;让更广大的民众获得更大利益的政策的出现,经济领域各种限制自由的规定的废除,使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了。

文化方面,在启蒙思想倡导的自由意识影响下,欧洲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了法律的保护,这也正是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启蒙尊重知识,认为知识可塑造人性。知识的传播依靠的是教育,因而,在启蒙的呼唤下,大学教育在欧洲普遍兴起。中世纪,教会所办大学极少,而教育领域也只是神学,后来加设了法学、医学和一些人文学科。而启蒙时代兴办的大学则更重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科学教育的推广,现代社会才得以实现。可以说,启蒙时代的大学是现代社会的摇篮。

第二个理论成果表现为启蒙引发了社会观念的革新与重建。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观念的变化,而新的社会观念出现又引起社会的新变化。启蒙在引起欧洲社会生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观念的革新与重建。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传统社会观念和普遍价值被启蒙所创立的一系列全新的社会意识所取代,从而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在启蒙思想所创立的一系列观念中,理性、自然、自由、平等、财产、进步等观念不仅在启蒙思想中有特殊地位,而且也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中的核心理念。启蒙思想中的理性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有思维理性之意,又有意志理性的内涵,还有知识方法论和工具理性的意蕴,理性后来成为当代人类理解世界、创造自我的基本方式。而启蒙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成为当今人类理性观念与方法的基本参照,被看做是现代文化对社会、文化的一种根本要求。自由作为启蒙思想的核心之一,在当代成为对人类自主状态的一种基本态度和追求。平等在启蒙思想中是为打破欧洲封建政治等级制度设立的观念,这个观念现在成为整个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价值尺度,而进步则是当代对人类行为和决断的最终标准。正邪、善恶、是非的历史性断判准则就是看其是否具有进步性。可以说,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骨骼源于启蒙所带来的这些新观念。

第三个理论成果表现为启蒙产生了全新的知识体系。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重释人的内涵。而对人的重释和对世界的理解根本上依靠科学知识。启蒙的重大历史成果之一就在于产生了全新的知识体系。就自然科学而言,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启蒙引发了近代天文学、近代力学的建立,产生了科学意义上的数学、医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有些学科已经十分精细,如化学医学、物理医学等等。而在人文科学方面,启蒙思想创立了关于人的知识或智慧的人学、研究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基础的伦理学、研究美以及美的创造和美的认识的美学、关于政治及人类社会权力之基础的政治学、以人类身体特征和文化特征为对象的人类学、解释人类心理活动以及心理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方式的心理学。同时,启蒙运动还改造了哲学、宗教学、逻辑学、法学等许多传统学科。这都为现代社会的庞大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发展、演变做了充足的准备。

从上可见,正如康德所坚信,人类必须启蒙,启蒙是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任务。正是启蒙努力在完成着这种历史责任和历史任务,所以启蒙的历史成果成为人类建构现代社会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和环节,这也就是后来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所表达的那样:人类必然启蒙,无法避免。

福柯身处于一个秩序化、知识化、权力化的技术时代,西方思想史重建人的理念工作不仅已经完成,而且被重建的关于人的理念已经渗透并被物化在当代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各种秩序之中。人的理念以知识的形式、权力的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福柯发现,近代关于人的理念在当代并未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相反,在人的理念的知识化背后,人的理念成为权力的服务者,而且自身也成为某种秩序的权力。因而,福柯对康德以来的启蒙思想深深失望。福柯相信,导致今天现代性对启蒙、对人的理念的拆解,决不是关于人的理念和启蒙的异化,而是启蒙以及通过启蒙重构关于人的理念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所以,福柯一再强调人们应该从现实在场的经验与理解出发,真实地面对近代以来人们所希望、所努力建造的包括关于人的理念在内的思想成果,对启蒙进行认真地反思和严肃地批判。

首先,无论是作为人类面对世界而进行的有序思维活动的思维理性还是为人类提供观念、信仰的意志理性都具有普遍化、秩序化的性质。理性的普遍推行导致现代社会的整体理性化。理性之外的鲜活内容被理性的普遍要求、秩序规则、统一目标所扼杀,最终理性成为维系社会存在、发展的制度,成为现代社会的惟一标志。理性从人的主体中分离出去,成为最为强大的社会客观力量。理性主宰着社会、主宰着每一个生活着的人,政治理性化、经济理性化、技术理性化,一句话,生活完全被理性所控制,人类丧失了生活最重要的丰富性维度,这是启蒙在现代社会中造成最具异化特征的消极后果。没有理性的人类生活是蒙昧的,而只有理性的人类生活则是可悲的,这正是福柯等当代思想家对启蒙批评的根本所在。

其次,由于理性是现代社会最为基本的规则,它从反对宗教迷信,破除专制独裁变成了最大的权力。依附这个权力,运用这个权力就成为社会的中心,反之便被边缘化。理性强迫人们迷恋它,盲目崇拜它,正像霍克海默指出的那样,理性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

再次,理性的制度化、权力化、宗教化导致自然与人关系在当代相当紧张。启蒙过度强调理性对世界的支配作用,从而导致自然的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逐渐丧失,福柯、阿多诺等人指责启蒙背叛了自然,当代思想家一致对理性摧残自然以及带来的生态危机深恶痛绝,不断追问理性对自然的支配权力的合法性,而海德格尔则提出诗意的栖居于自然,以纠正启蒙的过错。

从更本质的方面来看,启蒙与现代性之争关涉到什么是进步、人类是否能够进步、人类怎样才能进步,人类是否已经进步并将继续进步的人之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启蒙与现代性之争目前没有答案,也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敞开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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