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衣服上尽是尘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轴。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沉重地走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那里。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他对我解释。
“喔。”
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顾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钢丝边眼镜，于是我问他，“什么动物？”
“各式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着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的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一边问，一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提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我问？“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里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里开？”
“巴塞隆那。”
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喔，它们大概捱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
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
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
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管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看自己，大概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