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正式保举渠道的标志物是奏折，那么，私信与私人传话就是非正式庇护机制的象征。先看胡林翼写给官文的一封私信，胡林翼先给官文烧了一炷高香：“涤帅所谓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绝中外百僚也。”然后请官文对左宗棠开恩：“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正案不敢预闻，其案外之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至于京城那边，胡林翼则“辇三千金（折合人民币约五六十万元）结交朝贵”，替左宗棠打点关系。出面操办这些事情的是左宗棠的另一位好友兼亲家、翰林院编修郭嵩焘。
郭嵩焘很早就从他的同乡王闿运处获悉皇帝密谕严查左宗棠的消息，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想到向御前大臣肃顺求救。肃顺权倾朝野，又非常赏识曾国藩、胡林翼等汉臣，由他出面，自然可保左宗棠无虞。郭嵩焘于是先委托同乡王闿运代为疏通，然后王又托其同僚、肃顺亲信高心夔，最后由高将“保左”的信号传给了肃顺。这个过程讲述起来比较复杂，其实也说明了关系网运作的特点：一个关系网络可以借助某一节点，与另一个关系网络镶嵌起来，环环相扣，从而实现影响力半径的拓展。
肃顺答应搭救左宗棠，不过他又不想太着痕迹，引起皇帝猜疑，所以暗示郭嵩焘：“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那么由谁具折呢？
外臣好办，胡林翼以及与左宗棠也有姻亲之谊，又是同乡，极相友善的曾国藩都会保举他。只是内臣找哪位呢？
郭嵩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与他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一则自己与潘有私交，二则潘与皇帝亲近，说得上话。但有一个问题：潘与左宗棠素不相识，凭什么要保举他？郭嵩焘考虑再三，决定计赚潘祖荫。
郭嵩焘先将保折起草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去找潘祖荫（这笔钱应该是胡林翼所出），见了面也不明说来意，只是拉着潘祖荫去喝花酒。席间，他才言归正传，请潘具奏保人。潘询问所保何人，郭说：“你且先别问，保折我已代为写好，你只要抄正递上去就行了，我这里有三百两银子为谢。”
潘祖荫一直很信任郭嵩焘，又见到银票哗啦啦响，煞是吸引人，所以也不拒绝，将银票纳入怀中，说：“我们且饮酒，再商量。”几杯酒下肚，大家面红耳赤，郭嵩焘趁热打铁，要潘祖荫赶紧递折。到了奏事处门外，潘问：“事已至此，必无悔理。唯所保何人，折中所言何事，必先令我知悉，否则万一皇上问起，将何词以对？”郭嵩焘这才出示保折，潘祖荫看了并无异言，于是缮写好递上奏事处。
这份将左宗棠个人安危与帝国命运联系起来的保折，对咸丰皇帝的触动很大，促使皇帝开始考虑对左“弃瑕录用”。后来左宗棠为报答潘祖荫的保举之恩，赠给潘家一份价值连城的厚礼：道光初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大盂鼎。
不过认真计较起来，所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这么有震撼力的保荐词，应该是出自郭嵩焘的手笔。潘祖荫固然对荐举左宗棠没有异议，但若说他慧眼识英雄，恐怕也谈不上。
事实上，潘鉴赏文物的眼光是一流的，但识人则有点不靠谱。有一则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某次潘祖荫与众闲谈，提及某提督忠肝义胆。有人问：“此人战绩如何？”潘说：“不甚清楚。”又问：“状貌如何？”潘又说：“没有会过。”问话的人感到奇怪：“既然如此，你如何断定此人忠义？”潘揭开了谜底：“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后面的事态基本上按着“保左”派的设想发展。潘祖荫上疏后，胡林翼与曾国藩的保折也先后呈达御前。咸丰皇帝依肃顺之言，将几份保折打包发给了官文。官文一看，已知朝廷有意重用左宗棠，同时又碍于胡林翼的情面，也就不好为难左宗棠了，遂与僚属商量具奏结案。来自正式权力系统与个人关系网络的双重压力，致使官文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而正式权力系统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个人关系网络的暗中推动而形成的。
回头再来看此案，可以发现，樊燮控告左宗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一场正式权力意欲铲除隐权力的官司，但吊诡的是，博弈双方都需要借隐权力保驾护航与推波助澜。樊燮固然有官文暗助，左宗棠的最后胜出更是得益于他几位姻亲－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不遗余力的周旋。若不是郭嵩焘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潘祖荫的关键一疏显然不会从天而降。
这是一场隐权力的大比拼，左宗棠尽管只是一名举人、幕客，但他的朋友与亲戚们都是势力显赫的朝廷重臣，当时内忧外患，朝廷离不开这些湘籍大佬们力挽狂澜；而樊燮虽然官居二品，却只有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可倚仗，而官文却只是胡林翼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左宗棠的人脉资源远非樊燮能比，所以，咸丰九年的那一场公案，并未给左宗棠带来灭顶之灾，反而成了他从游幕生涯走向封官拜相的人生转折点。
再来对比一下同案中永州知府黄文琛的遭遇，或许将会更感慨隐权力对于个人仕途命运的强大影响力。湖北人黄文琛性子耿直，平素与左宗棠不和，但在此案中却坚决为左辩护，只是他缺乏左宗棠那样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胡林翼在致官文的私信中也全然没有眷顾他，反而说：“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最后，黄文琛“微罪夺官”，与他的同僚兼对手樊燮一起卷铺盖走人。
这场隐权力之间的比拼其实也可以归结为对信息掌握程度的比拼，谁对对方的隐权力信息有更多的了解和掌握，谁就能更好的做出策略选择，甚至在发现自己的隐权力完全不如对方的情况下，选择不与对方进行博弈，以保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