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洛娃焦急等待《海鸥》的首场演出。那一天终于到来，她坐在剧场里心情十分紧张。演员的每一句台词她都聚精会神地听，但什么也没听出来。戏已演了一半，她很失望，暗自思忖，假面舞会上契诃夫并没认出她来，说在舞台上回答自己，恐怕只是句玩笑话。
就在此刻，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女主角尼娜上场，同恋人特里哥利告别，送给他一个书形的项饰。她告诉他，项饰的一面刻着他的书名，另一面刻着页数和行数。尼娜走后，特里哥利看着项饰念道：“121页11—12行。”他念了两遍，然后拿来自己的作品，翻到那页找到那两行，念道：“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
从尼娜上场拿出项饰那一刻起，阿维洛娃的头便嗡一声响了起来。她呆了，心怦怦跳，脸火辣辣地发烧……但不管怎么激动，她还是把那两个数字牢牢记住：“121页11—12行。”
“这就是他的回答！”阿维洛娃明白了。
回家后，她迫不及待地用颤抖的双手翻开自己那本小说集，找到12l页11—12行，读到的是：“年轻姑娘不应参加假面舞会。”这完全是契诃夫式的回答！
契诃夫把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事写到剧中，并通过舞台巧妙地回答了阿维洛娃，示意她要冷静与理智。
年春，契诃夫突然大量吐血，被送进医院。阿维洛娃得知后十分焦急，到医院再三恳求才被准许看望病人三分钟。契诃夫托她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取小说《农民》（1897）的校样。在离开编辑部回家的路上，她碰到正在新圣女修道院外散步的托尔斯泰，她把契诃夫的病情告诉了他。第二天，托尔斯泰便去探望契诃夫。
契诃夫同阿维洛娃之间的感情纠葛，在他的小说《关于爱情》（1898）中有所反映。阿维洛娃一看见小说题目就预感到同自己有关。小说主人公爱上了朋友的妻子，他“不断地问自己，万一我们没有力量制止自己的感情，将造成什么后果？我不敢相信这种温柔忧郁的爱会一下子把她丈夫、她孩子和他们全家的宁静生活粗暴地毁掉”。读毕小说，阿维洛娃禁不住伏案饮泣，书页上留下斑斑泪痕。她为自己破灭了的爱之梦而悲伤。
就在那一年，出版商马尔克斯要求购买契诃夫的着作版权，契诃夫写信托阿维洛娃找人把他以前在《彼得堡日报》上发表的小说都抄下来。这使阿维洛娃非常快乐——能为契诃夫做点事是多么幸福！在她的努力下，抄写任务顺利完成。
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是1899年春。阿维洛娃带着孩子乘火车回彼得堡路过莫斯科，在这里换车停留两个多小时。契诃夫知道后到车站看望她和孩子们。他发现阿维洛娃穿的是夹大衣：“您带厚大衣没有？天气很冷啊！我马上写条子，让妹妹把她的大衣送来！”
阿维洛娃费尽口舌才打消他这个念头。他又说：“您若冻病了就给我打电报，我来给您治病，要知道我是个好医生。”
“欢迎您来做客，而不是看病。”
“咱们相识已经10年了，10年，那时咱们都年轻。”契诃夫无限感慨。
“难道咱们现在老了吗？”阿维洛娃问道。
“您还年轻，而我比老还要糟糕……我被疾病缠得失去了自由。”他悲伤地说。这时火车铃声响起。
“哪怕您生病，我也不来了。”契诃夫又开起玩笑，“我是个好医生，而我的诊费很贵，您出不起……看来今后咱们不会再见面啦。”他和孩子们告别，同阿维洛娃握了握手就下车了。火车慢慢开动，阿维洛娃从车窗见他的身影掠过，但他没回头。
他们果然没再见面。契诃夫在1900年给阿维洛娃的信中写道：“祝您万事如意，最重要的是盼您快活，不要把生活看得这么复杂，实际上生活恐怕要简单得多。”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心境，劝这位同自己有过不同寻常感情的女友要豁达开朗。
火车站见面后五年，契诃夫病逝，年仅44岁。阿维洛娃则活到77岁。去世五年后她的回忆录发表，写得具有女性作家所特有的优美细腻。经考证核实，文章内容在时间、地点、事件上都很准确，看来比较可信。唯独契诃夫的妹妹玛丽雅断然否定哥哥对阿维洛娃曾产生过某种感情的说法，认为这只是女作家的自作多情和丰富想象而已。其实玛丽雅为哥哥袒护是多余的。即使契诃夫对阿维洛娃有过爱情，但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这丝毫无损于一位伟大作家的形象，反而更能真实展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