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坦案的发生，暴露了美国在针对儿童失踪问题上的诸多漏洞：首先，校方不够重视。老师发现艾坦没有到校，但没有向校长报告。直到下午放学，艾坦没回到家，艾坦的妈妈问了邻居家女儿才知道儿子没去上学，这才报警。其次，寻找失踪儿童只是当地警方的事，而警方的应对相对滞后。纽约警方在当晚就动用近百名警员展开搜查，反应已然不算慢了——一般情况下，警方要在孩子失踪24小时或72小时之后才会有所反应，但午夜下起的雨冲刷掉了路上的气味，警方又弄错了调查方向，把帕兹夫妇列为第一嫌疑人，这都影响了案件的侦破。
而在美国作家丹尼斯·勒翰写于1998年的小说《再见宝贝，再见》中，波士顿警察局“儿童侵犯防治小组”的组长，一方面说出“直到你的孩子在某个夜里失踪，你才会了解夜晚有多长”，另一方面却监守自盗，安排手下把在家受到虐待的孩子带走，送到他认为会珍爱孩子的领养家庭（其实就是诱拐），儿童失踪案件因而成为“死案”。这是个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中的警察并非如此，但确实，单靠执法部门不足以解决失踪儿童问题。
民间力量的介入正当其时。这里我们必须提及一个名叫约翰·沃尔什的人。1981年7月27日，约翰·沃尔什之子亚当·沃尔什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百货商场失踪，两周后，亚当被证实遇害。约翰·沃尔什夫妇和帕兹夫妇一样，遭遇了警方的轻慢。儿子失踪的次日，约翰去警察局追问进展，警方反问他：“你有什么建议吗？”儿子遇害后，痛定思痛的约翰决心找到更好的应对儿童失踪的办法——推动立法，建立更有效的寻找失踪儿童的机构。在《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约翰的一句话打动了人们：“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法案得以通过，独立机构NCMEC随即由沃尔什夫妇创立。约翰·沃尔什后来还成为福克斯电视台旨在寻找失踪儿童的节目《头号通缉犯》的主持人。
此后则是两个警报系统的相继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沃尔玛超市启用名为“CodeAdam”以纪念亚当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走失，可求助该系统;如果10分钟后还找不到孩子，即由警方接手。第二个警报系统则因得克萨斯州女孩安珀·海格曼的失踪遇害而起。1996年1月，9岁的安珀在光天化日下被绑架，邻居们听到了她的尖叫声却施救不及，她在4天后遇害。在寻找安珀的过程中，当地广播电台不间断地播出相关信息（失踪儿童特征、嫌犯特征、嫌犯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等），起了关键作用。受此启发，一个通过电台、电视台、儿童失踪地附近道路沿线的LED看板等播报信息的系统上线。这一系统全称为“美国失踪人口：紧急回应播报”，简称AMBER，正好与女孩安珀同名。
2003年，《苏珊娜法案》通过，规定对于21岁及以下的失踪人口，警方的搜寻工作应当马上开始。警方在开展搜寻工作的同时，需将相关信息上传到“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的数据库，以供全州甚至全国的执法部门共享。而联邦调查局（FBI）对于寻找失踪人口负有特别的责任，当发生12岁以下的儿童失踪案件时，FBI会立即启动调查，同时对其他绑架案进行监管并提供协助。从此，既有执法部门（司法部、FBI和当地警方联动），也有独立机构（如NCMEC），还有技术支持，美国形成了完备的搜救失踪儿童体系。可以这么说，这一切改变，是3个孩子和一个大人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