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样。我不知道为啥，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一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1/4世纪了。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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