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朴素的幸福

时间:2015-07-29 17:21:44 

在贵阳坐出租车,心情很舒畅,就个人体验而言,我认为只有上海的出租车服务水平能与之媲美。

任何一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不会主动对乘客恶语相向,但可能态度僵硬,或者心情暴躁以至在行驶过程中对车外状况不断抱怨,也有的耍点心眼绕点远路。过去一年时间里两次到贵阳,我对它的出租车司机心境之宁静颇有感触,他们总能一直保持着温和、耐心和礼貌,这或许与贵阳凉爽的天气有关。

上海与贵阳,几乎是中国城市的两极,经济发达程度与文明服务的能力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更让人赞赏的一点是,贵阳的出租车行业是可以合法拼车的,这一点在2013年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过。而在大多数城市,拼车都是一种营运违规行为。

我想,这可能一方面反映了贵阳经济不够发达的现实,拼车可以降低乘客的交通成本,也可以提高高峰期的车辆使用率,让更多人能坐到车,还有就是,这样做显然更加环保。然而这些都是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更重要的一点是,这表明这个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高,这因素是属于文化层面的,而这在大部分城市都显得殊为难得。

这个城市依然淳朴着。我的一个朋友是贵阳一家媒体的老总,他说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许多山区百姓长期与外界隔绝,他们习惯按照最简单的方式去生活。比如到民国时期,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对商品和货币的理解,仍然以物物交换作为经济来往的主要形式。物物交换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参与者在价值上吃点亏,而这一习惯让他们对吃点小亏并不介怀。

物物交换的特点是组织因素的介入很少,因为但凡组织,总有中间成本,这些成本必须用一种制度性安排来列支。而散在的个体之间的自由交换,就不存在组织成本了。

或许这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贵阳这座城市拥有数量巨大的“零工”群体。出卖完体力,雇主给钱,换来生活必需品,虽然媒介已经是货币,但依然保持着很强烈的物物交换的味道。绕过组织因素的一大好处是,市场行为会在短时间内终结,人与人之间不会发生长远的联系,这就让交换关系变得很简单。

简单意味着自由。

我用几个日夜跟20多个“背篼”(城市里出卖体力的零工)混成了“兄弟关系”,他们快速地接纳了我,然后对我不再设防,把家里的好事、丑事都无遗相告。比如女朋友的详细情况以及照片,还有父亲娶了后妈之后对自己不好,带来的独特的人生道路。这正昭示着他们的淳朴。小学未毕业甚至文盲的他们,显然无法理解“自由”的学理意义,但“自由”,是他们选择做零工的众口一词的理由。

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自由”,显然还不足构成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逻辑基础。还必须看到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内心的宁静,他们在一片喧嚣与浮躁的工业化中国,总能随遇而安。我感觉后者是构建他们自我的幸福感的很重要的非理性因素。

贵阳市民对生活的态度也让我感觉很新鲜。一箩筐杂物、一台电脑,两箱啤酒,要从1楼搬到4楼,他们就会到街上去找一个“背篼”来帮忙。在大多数地方,这些事务都会自己完成,或者找朋友、邻居帮忙,如果是企业,更是直接安排员工搞定即可。这种特性,让这座城市可以给“背篼”一口饭吃,但同时我也想,花几元、几十元雇用一个背篼,雇佣者本身也许从中亦得到了一点幸福感。

也就是说,就幸福感而言,雇佣者与“背篼”,都理解得很朴素。难道你不觉得,这种朴素其实正可以填补许多城市人处于焦虑中的心理空虚吗?

唯一感觉遗憾的是,贵阳人基本不说普通话,这一点,正相关地反映了经济文化上与外界联络不足的现状。不过现在贵阳的交通在高铁帮助下变得越来越方便,相信将会很快改观。高铁的效率,也让工业的大举进入贵州有了基础设施支持,富士康已经在贵阳开工建厂。山清水秀的贵州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走东部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这在社会上有不少讨论,争持激烈。

无论怎样,至少希望人们对幸福的朴素理解不要轻易改变,否则,发展与幸福有可能会成反比。使用一下那个俗不可耐的说法—“不忘初心”,这也就是一个省份、一座城市的初心。

文|本刊记者 李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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