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蒋介石

时间:2015-08-26 22:55:50 

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在对日和谈、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反共“剿匪”以及战后世界格局分配上,他一次次陷入身不由己的窘境之中。

“攘外必先安内”,“以空间换时间”,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处理内政和抵抗日本外敌的主要战略。这位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的军事强人在1920年代末期成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后,麻烦不断,同时面对“不臣之心”的军阀、日益发展壮大的红军、北方虎视眈眈的苏俄、狼子野心的日本……如同北宋王朝先天失去幽云十六州的屏障和河西走廊一样,从日本侵华开始,国民党政府就陷入了窘境。

日本步步紧逼之下,蒋介石对日妥协,全力围剿红军,同时也为中日战争做准备。为了控制西南,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将红军赶往西南,希望一箭双雕。西安事变令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使他放弃了消灭中共的企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身份,领导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

是和是打举棋不定

卢沟桥事变后的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一直弥漫着失败和悲观的情绪,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多次出现–外交部长王宠惠甚为惊慌;军政部长何应钦建议退避三舍;实业部长吴鼎昌散布“战必败,不战必大乱”的观点;胡适则与陶希圣一起,通过陈布雷密陈蒋介石,主张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4项条件下,可以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希望以此换取日本让步,自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境内全面撤兵。

在悲观情绪笼罩下,“身在此山中”的蒋介石也犹豫彷徨。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妥协的主张。

8月,平津失陷,日军进攻上海,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高层暂时一致通过了抗战决策。然而随着战局不利,主和派的思想又应时发芽。8月下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胡适等起草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托汪精卫转交给蒋介石,但被蒋拒绝。日本各方势力则分头寻找与重庆政权的各种关系,试探着与蒋介石和谈,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也参与其中。

1937年11月开始,上海、太原两座重镇接连失守,抗日遭受重大挫折,蒋介石深知持久战虽是中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策略,但对于孱弱的中国亦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他也明白在连战连败之时与日和谈并签署城下之盟,只能是丧权辱国。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形势上,希望国际列强干预中日战争,同意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

12月12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本来就战和不定的国民党内部已经是一片哀鸿之音,高层中主和者竟占了一大部分,元老于右任主和,讥笑蒋介石犹豫不定。此时日本的态度却“救”了蒋介石:由陶德曼递交给蒋的日本和谈条件十分苛刻,其中包括内蒙古自治、华北与满洲之间建立非军事区、停止反日政策、共同防共等。一厢情愿的主和派被浇了一盆冷水。

“近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蒋介石意志终于坚定起来。他与主和的元老居正等人轮番谈话,称“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后还批判了孔祥熙私自对日和谈。

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前往香港与日本交涉。4月,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将于本月下旬进攻苏联,故急于停止中日战争。抗战引入国际势力对于蒋介石而言,犹如久旱逢甘霖。一旦日本进攻苏联,苏联必定掉入战争泥潭,中国压力会得到缓解。此时的蒋介石又动了和谈念头,下令高宗武委婉地传递和谈条件。不料苏日战争并未爆发,高宗武却擅赴日本,并投靠了汪精卫。

1939年,日本酝酿了著名的“桐工作”,意在诱降蒋介石,国民党抓住机会,让军统特务伪装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10月,与日本进行了十几次谈判,目的为刺探日军情报。后因久无成效,“桐工作”被日本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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