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更自由扇动文学的翅膀(3)

时间:2016-12-05 10: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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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到《人民文学》当主编后,刘心武只在1984年最后一期,发表了一篇质量很差的“表现主义”的短篇小说《寻人》,通篇是夫妇俩的对话——从想买冰箱找不到门路起,隔壁邻居成了万元户,登门求写登报的寻人启事,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写小知识分子心态。这稿子不是我发的,是他写《钟鼓楼》间隙随便写的。

那时他已经搬到了劲松垂杨柳,王蒙上任时,他正铆足劲写《钟鼓楼》,那时能沉下心写长篇的不多,这部长篇小说决定了其位置。这是一部开放式结构,自信满满,写得洋洋洒洒、无拘无束的小说——没有故事,只有众生相各自形态,叙述主线只是钟鼓楼附近胡同大杂院里,一个普通市民薛大娘二儿子的婚事。刘心武以时辰为叙述横向展开,第一章卯时(早5点到7点)到第六章申时(下午3点到5点),12个小时写了近30万字,就结束了。婚事进程的最高潮点,也就是新郎喝醉吐了,他的流氓同学酒后闹事,混进酒席的小偷中学生趁乱偷走了新郎给新娘的信物——一块雷达坤表,婚宴上一切都乱了。这样的长篇小说,大约也只有刘心武敢这么写。最后结尾是,申酉之交(下午5时整),刘心武以“合并非同类项”的方法,写一组组人物在这个时间点交错的关系,表达他对时空的思考:时间的循环,身外的时间,信息与时间之关系与错位。最后一对写单相思的张秀藻与她心爱的荀磊相遇,荀师傅拿出自己的钱,让儿子去买一块同样的雷达坤表,谎称是小偷丢在门口捡到的,助人为乐。荀磊买了表,遇到张秀藻,陪着心满意足的张秀藻走回家,想起这一天正是“西安事变”爆发纪念日,在历史感前,市井人际的瞬间,自然都是渺小的。

这部小说不好读。因为刘心武不屑于悬念,只顾一个个静态介绍、剖析众生相类型,每一人物都有特定的时代烙印——从当过喇嘛的薛大爷、当过八路军的荀师傅,直到“丐帮”父子、小偷中学生姚向东,其中又不断从知识点引出社会背景,比如四合院、大杂院、80年代初市民婚俗、不同行当的讲究。澹台智珠是京剧旦角,韩一潭是文学老编辑,还专门写到老干部齐壮思的集邮,这是因邮票设计师万维生当时也住在垂杨柳,是刘再复的老乡,“劲松三刘”很近的朋友,我也曾见过两次。刘心武也写到了古典音乐,这是写不同层面的环境回避不开的,但他写到鲍罗丁与德彪西的两个曲名都是错的。

《钟鼓楼》1984年在《当代》发表后,刘心武整个状态都变得特别自信。那时在他家里,他经常会强调“我是个‘泛西方主义者’”。所谓“泛西方主义”,是指广泛接受西方美学趣味。那时作家开始频繁出国访问,尤其是美国与欧洲,对西方“先锋文学”的译解铺天盖地,以西方前卫为坐标是时髦。这一点,刘心武与王蒙又构成“代别”——王蒙即使在美国、德国、法国,坐标始终不离他饱经沧桑仍对组织的深情,刘心武则开始以西方前卫坐标来审视他的积累。《钟鼓楼》的结构,对时空与人际的思考都来自这坐标,这坐标帮助他,起码立意的高度超过了王蒙。但80年代上半期,这还是文学、美学及哲学的坐标,未涉及或大家都有意回避价值观。因为西方价值观还不容讨论。渗入到价值观,还是80年代下半期的事。

刘心武家搬到垂杨柳后,“劲松三刘”曾在80年代文坛耀亮过一段。“三刘”中,刘心武与刘再复年龄差一岁,他俩因此走得更近,我到刘心武家,经常能遇到刘再复。刘湛秋30年代生人,其实与王蒙是一代,但他是抒情诗人,钟爱叶赛宁,心态与趣味都接近刘心武、刘再复。刘心武写《钟鼓楼》时,刘再复开始他的“性格组合论”研究,1984年发表了《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今天看,性格组合说过于简单,但在80年代“人性论”讨论的大背景下,他激情洋溢的观点是突破性的。我们那时读他的论文汇编,真有如获至宝感。刘再复是一个宽厚,又特别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他是从鲁迅研究走进的“性格组合论”。

现在回顾,80年代之所以流光溢彩,前提是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开放。不仅西方各种学术思潮“只争朝夕”式地迅速引进,而且宽容一个个大讨论——从“破除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到“人性论与异化”“人学”;从美学到“丑学”;80年代下半期,则从“西马”到“新权威”到“新自由主义”。尽管也有各种批判,各种上层高压,但都还有讨论的环境,思想敏锐活跃者还可以成为领导。1985年,刘再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了;1986年,刘心武成为《人民文学》主编,刘湛秋成为《诗刊》副主编了。

我以为,是《钟鼓楼》加上纪实小说系列,推动了王蒙选择刘心武接任《人民文学》主编。《钟鼓楼》完成了“地位”,那时当《人民文学》主编是需要地位的。纪实小说系列完成了“角色”——王蒙选的接班人,必须是热忱关注社会,能切中社会脉动,纪实小说系列体现了刘心武这个能力。《5·19长镜头》就切中了当时脉,它通过记录这一次热血沸腾引发的球迷闹事事件,最后结论是:倘若“5·19”那天球赛结束,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的精彩表现”鼓掌,然后极有秩序、迅速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这场是中国队与香港队的足球赛。那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刚刚签署,港人尚未接受香港将回归的事实。

这个纪实小说系列的第二篇《公共汽车咏叹调》与第三篇《王府井万花筒》,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与1986年第5期上。《公共汽车咏叹调》通过拥挤的公交车中人太多、人挤人,写人们不如意情绪的淤积,背后实质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资源竞争带来的社会心态失衡问题,呼吁的是人际理解与彼此宽容。他在结尾中提出“一个平方米上,同十二个同胞‘筑成血肉长城’”矫情,却正是官方希望的引导。《王府井万花筒》以一个个广告牌引出一段段文字的新颖表达形式,写全面开放带来的五光十色。广告牌内容都是当时实录,体现着北京正在迅速接近世界都市行列,各种各样人穿梭、交织,信息轰炸,令人头晕目眩。刘心武选择的主题是,该建立一种怎样开放的都市心态,还是呼吁包容、宽容,有容乃大。这篇稿子创作过程中,刘心武告诉我,他原打算以《八面来风》为标题,后来改成《王府井万花筒》更能体现主题,“八面来风”是状态,“万花筒”有了态度。

这个纪实小说系列,他原计划要写好多篇,实际间隔却是半年才出一篇。1985太热闹了,他已经很难再保持快速写作的节奏。而《王府井万花筒》发表后,他已经要当《人民文学》主编了,最要紧事成了思考如何亮相,这个系列也就中断了。(未完待续)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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