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群30年前 在长江激流中搏命的人

时间:2016-12-05 15: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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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漂”这个词在媒体上已经越来越难寻觅,昔日轰动一时的探险竞争,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多少少还记得,又正在他们的脑中渐渐湮没。

虎跳峡的僵持

几年前,李大放带了一个旅行团去云南丽江的虎跳峡参观,他是四川中国青年旅行社海外部经理,平时自己很少带团出门。

虎跳峡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以山高谷深、雄奇险峻而闻名,成人门票65元。买票的时候,李大放悄悄问售票员:“我是1986年的长漂队员,能不能给我免一张票?”

结果,一个团的票全都被免了。虎跳峡景区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峡谷之所以全国闻名,起因就是1986年的那次长江漂流。

时光推回到30年前,1986年9月初,云南丽江,虎跳峡。

此时的虎跳峡还没有什么名气,科漂队已经在这里滞留了16天,长江漂流已经进行了快3个月了,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了这么长时间,此前一路顺着源头而下的新闻报道,如今都卡在了虎跳峡。

这里是长江上游最危险的路段,虎跳峡全程16公里,落差207米,金沙江水在这里终年不停地沸腾奔流。科漂队几个月前曾来这里考察过,一名队员在枯水期时登上了江心的虎跳石,眼前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只觉得狂风吹动着身躯,水汽扑打着脸面,寒气夺人。站在上面往下看,流量达每秒500~2000立方米的金沙江巨流仅从这只有十余米宽的通道上倾泻而下,形成了巨大的瀑布,简直是不可思议,可谓是举世奇观。巨石以下,水雾蒸腾,泡沫满江,水声震耳欲聋,传至数里。在上面不一会儿,愈觉得害怕,赶紧撤离。”

此时丰水期的虎跳峡只能更令人生畏:巨大的江水被虎跳石分成两股,呼啸而下,形成了两个十余米的跌水,激起的水柱浪花高达十几米——谁都能看出来,乘坐橡胶筏从这里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此前洛阳队用密封船放了一条狗下去,密封船在大浪中迅速消失,再浮出来,密封口早已被大浪敲开,船体撕出来两尺多长的口子,狗也不见了。这验证了科漂队之前的测估数据:在上虎跳峡及中虎跳峡的跌水瀑布处,密封船体表面所承受的打击和挤压力在每平方米7吨以上。

7月27日在叶巴险滩群,就是因为密封船破裂,已经死了三名队员。更早之前已经有人临阵脱逃了,一名队员最早拉着队伍偷偷提前上了源头,遇到危险又最早独自退出了:“那么危险,不漂了,祖国人民会原谅我们的。”30岁的李大放进入金沙江后,每天下水也很害怕,他说“就跟打仗一样,发令枪响,所有人一起埋头向前冲。胆子都长在队友身上,大家都下水我就跟着下水,也不可能自己当逃兵,太丢脸了”。

因为要实现“一寸不落漂流长江”的口号,虎跳峡不得不漂。有三名队员主动报了名,但更多的队员是沉默。科漂队在等新的特制密封船,也在僵持。

媒体越聚越多,最后已经有四五十家媒体在这儿守着了,对长江漂流,媒体已经长篇累牍地报道了3个多月时间。这相当于一场20世纪80年代的真人秀,记者们当然希望这里有精彩的故事。“那就是写稿的作料了。”李大放说。

所有人都在等,指挥部在等上级指示,队员们打牌,出去玩,回家探亲。又一次胶着的会议上,有一名记者讽刺队员们:“你们太撇了,都是瘪火药,你们不敢漂,我是记者我都敢漂。”

李大放一下子被激怒了:“没有人上我要上!”

“我当时年轻嘛,血气方刚,受不了被别人小看,之前都漂了那么长的路了,你还敢小看我们?”

9月9日,密封船到了。9月11日中午临行前,指挥部当众念了李大放母亲的家书:

如果你们信任我的儿子,把冲锋的任务交给他吧!如果他为国尽忠了,他哥哥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孩子是母亲所生,但他们是国家的,是祖国母亲的。当国家、民族大业需要他们、呼唤他们时,就让他们去吧!

几天后的媒体报道里这样评价这封信:“生命、母爱,如果在民族大业面前,已不足轻重。”

下水前,李大放把信要过来,第一眼就变了脸色,但什么都没说——他一看字迹就认出来了,这封信是他哥哥写的。

“最后的伟大征服”

30年前的那场长江漂流,一共持续了5个月时间,中美队、洛阳队、科漂队三个队伍共有11名队员遇难。

一切的缘起都是因为肯·沃伦,一名被中国媒体称为“世界漂流探险家”的人,1985年,他与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要来中国做长江的首次漂流。

美国人要首漂长江的消息,让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师尧茂书发问:“漂流长江这条东方巨龙,为什么不能由‘龙的传人’首开序幕?”1985年,尧茂书为抢在美国人之前,自己独自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进入金沙江后遇难。

1985年9月5日,《四川日报》头版以《长歌祭壮士》一文高度赞扬了尧茂书的行为,作者戴善奎感叹道:“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

“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刚刚能吃饱肚子,整个社会长期僵化,各方面刚刚开始放松,肯定要反映在新闻媒体上,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英雄主义的故事。”赵坚和戴善奎是同事,当时他们都是《四川日报》的年轻记者,后来共同去报道了长江漂流,多年后二人又一起变成了《华西都市报》的创刊领导。但在1985年,他们都刚刚参加工作,正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大稿子。《四川日报》此时只有四个版,七八千万人的一个省就看这么几张版面,头版上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长歌祭壮士》结尾的一句是:尧茂书在长江的浪头上“前赴”了,然而,他的浩气永存斯世。

这一句引出了无数的“后继”者,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要求继续尧茂书的长漂,并且,必须要抢在美国人之前。

事实上,肯·沃伦在探险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今日搜索他的英文信息,会发现几乎全都跟1986年的这次长江漂流相关。他在美国经营一个“肯·沃伦野外探险公司”,用当下的话语讲,肯·沃伦只是一个从事商业探险活动的美国中产阶级。

30年前的美国,漂流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商业活动了。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禇斯鸣在1985年去美国接受了肯·沃伦的漂流培训,他发现当时美国东部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漂流活动,其中75%是有组织的。像肯·沃伦这样的商业公司会承包河段,“就像今天的北京汽车牌照一样,都是有配额的,比如一条河旺季时每天可以100人下水,几家公司分配这个名额。肯·沃伦属于这条河道的开拓者,等他老了,就可以把额度卖掉换作退休金。”

肯·沃伦到长江漂流,一是为了探险,二是为了开发长江旅游,他如果成功漂完长江,今后就可以带美国人过来做商业探险,此次培训的中国队员未来能在旅游里帮他做桨手。

同一条长江上,中美两方完全是在做不同时代的对话。

因为呼声太踊跃,1986年4月21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牵头,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科漂队”)。河南洛阳8名青年自发组织、自筹资金又组建了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简称“洛阳队”)。两支队伍都在肯·沃伦来华之前一个月,抢先在长江源头下了水。

李大放是科漂队队员,他此前是四川德阳的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正打算要辞职,还没找到下家,看到招募赶紧报了名:“想借这个机会看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队伍里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青年工人,他是少见的大学生。整支队伍都笼罩在一种亢奋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相比之下,李大放的目的显然不纯粹:“我出去募捐、跟别人宣传,也都是说中国的母亲河要由中国人第一个漂。我的动机太个人主义了,不能暴露出来,只能装在爱国主义的大口号下面。”

1986年6月,长漂开始之后,中国的两支队伍始终处在跟美国人竞争的压力下,每天都在抓紧时间赶进度,生怕被肯·沃伦超过。李大放到处转转的念头很快就落空了,他提了几次能不能上岸去周边转一转,说了几次,没人理会,也就不说了。

也是因为赶进度,科漂队并没有留下什么视频资料,现在大家能搜到的漂流视频基本都是肯·沃伦的中美队留下来的,这也是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之一:中美队随队带了一个摄制组,拍摄探险和长江上游两岸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未来会制成两小时的专题片,卖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

“就跟现在的制播分离一样。”禇斯鸣讲起昔日中美队的运作模式,已经能跟现在的中国产业一一对应上了。肯·沃伦夫妇是拉赞助的高手,那些被中国队羡慕的“价值10多万美元”的漂流船、全套高科技的装备,在妻子简·沃伦的书中都有赞助商明细:防水电台、相机防水罩、煎锅、睡袋,甚至是沿路“送给孩子的玩具”,都有不同的出处。其中“必胜客”的创始人之一鲍勃·齐斯霍姆(Bob Chisholm)还捐助了5000美元,交换条件是让肯·沃伦帮他弄一张西藏的狩猎许可证。

中美队在7月21日下水,其中三名中国桨手前一年在美国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漂流船怎么打气、保养、修补,日头太毒要放多少气,喝的水要用过滤器过滤,从碗到锅怎么一层层嵌套固定在船里节省空间,遇到大浪团队要配合,几个人划桨,几个人要赶紧过去压重……禇斯鸣出发之前没想过长漂的成功概率:他充分信任肯·沃伦的技术能力,他不知道长江真实的面貌,他二十出头,从未想过“死”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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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沃伦夫妇一直怀疑两支中国队草草上阵的安全性,为了抢进度,中方在最佳漂流期的前一个月匆匆下水。“我们理解,并且非常尊重中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在这件事上展示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在两位资深漂流运动从业者看来,“中国队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9月初,中国的两个队已经率先到了虎跳峡,此时中美队才刚刚进入金沙江。双方不知道彼此的确切位置,但禇斯鸣此前勘察过虎跳峡,水太大了,美国漂流通常急流按难度被分为“I”到“VI”级,在上游就已经出现过超出VI级的水域。

美国队最终没有机会真正到虎跳峡去做决定,禇斯鸣现在判断,按照漂流运动的衡量标准,虎跳峡,美国人是不会漂的。

洛阳队和科漂队的队员跟美方从始至终都没有直接接触,洛阳队王茂军的漂流日记中写道:“我们和他们比什么呢?比器材、设备,是天地之差;比资金,是乞丐与富翁;论经验,我们一点没有,无任何先例可循,每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创造。我们只能和他比勇气,比天时、地利、人和,要笨鸟先飞。”

洛阳队已经确定了要先漂下去。《渡口日报》一位女记者劝王茂军:“不要被不负责任的记者们煽动,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绕着走,人们会理解的。”王茂军回答他,漂虎跳峡是自己情愿,如果死了,就死得其所。

最后,女记者拿了一个本子让洛阳队写几句话。王茂军提笔写下:“长江巨澜/积之于涓涓细流,中华振兴/有待于万千黎原。”

王茂军也让女记者给她签个名,对方却只写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她告诉王茂军,自己没有豪言壮语,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们。

王茂军当时就愣住了:“她走后,我又想了半天,是我太华而不实,尽喊空洞的口号,还是她世界观有问题?”

中国式漂流船

9月11日,1时35分,步话机传来指挥部下水命令,科漂队队员王岩、李大放乘坐由重庆长江橡胶厂为漂流队特制的“中华勇士号”红色飞碟式密封船,在欢呼声中向虎跳峡漂去。

密封船最早是尧茂书的设想,他曾经想过把两条敞篷船扣在一起,人躺在里面漂流。肯·沃伦全套设备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其中并没有这样的船只。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这些年一直从事商业户外探险,他觉得密封船是个笑料:“所有玩漂流的都会问,这是什么啊?从行业角度是开玩笑的,这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东西。”

人一旦进入密封船,就完全失去了对船体的操控。7月27日冲击叶巴滩时,密封船在跌水下不停打转,在船里的三个队员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水在不停地绞,直到巨浪把密封船打烂了,人才被冲出来。队员孔志毅已经被晃昏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毫无知觉地消失在巨浪中,队员张军和杨洪林被江水吞噬,至今都没找到尸体。

2时26分,李大放和队长王岩乘坐的密封船冲进上虎跳峡口,船舱内漆黑一团,只有一个手电照明,有一个对讲机跟外界联系,两个人共用一个用汽车内胎做的氧气袋。密封船从近8米高的虎跳石侧面跌下,顿时就像“进了洗衣机一样‘砰砰砰’地撞”。围观者看到小船几次陷入滚滚白浪,几秒钟后又冒头出来。密封船被翻倒、被撞击、被激流冲过了两道十几米的大跌水。捆在船外的汽车内胎被打掉了一个,舱门已经撕开了一个几厘米的口,水已经开始涌进来了,但好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冒险就结束了。

“李大放、王岩被拉出舱口,李大放高呼:‘我们胜利了!’王岩壮志未酬地说:‘我还要冲满天星!’有记者和队友关心地问他:‘是否想到过死?’他说:‘想过是真的,不想才是假的。不能怕死,怕死就冲不出虎口。’”(资李申:《他们是怎样征服“上虎跳”的》,1986年9月27日,《科学报》1版)

30年里,李大放也反复被问到这个问题:当时到底怕不怕死?“漂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平静,根本不去想可能一下就起不来。”他念念不忘的是记者骂他们“孬种”的刺激:“后来还有记者说,在密封船里面,懦夫和勇士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就算给你密封船,你要有相当的胆量才敢进去。”

在后期进过密封船的科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自传里描述过对密封船真实的恐惧:“如果要说在长漂中最恐怖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在水上,也不是在疫区,而是独自走进密封船的时候……全身蜷在橡胶味道之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最恐怖——以至于我以后的噩梦环境都发生了我被活埋在黑暗之中。”

李大放下水的前一天,9月10日,洛阳队已经抢先成功漂过了上虎跳。

9月12日,洛阳队郎保洛、孙志岭两名队员冲击中虎跳,仓促准备的密封船被大浪打破,孙志岭遇难,郎保洛逃生上岸,被困在悬崖下的一处凹窝内。次日,24岁的记者万明在报道郎保洛被困事件时,发稿路上被山石砸中,当场身亡。

4天后,9月16日,郎保洛被成功解救。一年后,在1987年的黄河漂流中,郎保洛等七名队员遇难身亡。

就在营救郎保洛期间,肯·沃伦9月13日在巴塘宣布中美队解散:由于漂流到四川白玉县境内河段,遇到密布的险滩和特大的激流,船只损坏严重,无法按原计划抵达宜宾。

早在8月3日,中美队一名随队记者大卫·夏普因为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逝于通天河河畔。“就是因为大卫的死,又听说中国两个队已经在下面死人了,所有人都开始害怕了。”这一点跟李大放一样,禇斯鸣在长江上没有跟队员讨论过怕死的事情:“这太私密了,你说的话是想影响别人,给自己加分的,人在这种状态下都是演员。”

科漂队里,有人为了逃脱最危险的路段,把手包起来假装受伤,依然在积极地喊:“上!上!上!”——伤员是不可能上战场的,这跟战争时期是一个道理。中美队的反应是频繁出现的争吵,队员说肯·沃伦的领导能力有问题,说队员之间有性格冲突,指责摄制组不帮忙干活儿,互相怀疑对方偷吃食物……禇斯鸣知道,越来越激烈的争吵都是表象,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怕死,想掩盖自己的恐惧。

“大家来都是商业合作,是为了探险,没想把命搭上。”队伍已经分崩离析了,先有三名桨手和一名医生离队,又有三条船被激流划破无法修补。中美队最后弹尽粮绝,像个牛仔一样始终独来独往,不太会稳定队伍的肯·沃伦自己离开了队伍,中美队十几个人分成了三路,先后弃船求生。最终,三组人几天后居然同时在巴塘汇合,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

肯·沃伦知道丢盔卸甲的这支队伍无法继续漂流了:“现在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对这条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另外,在不同的河段采用不同的漂流器材是十分重要的。”

荣誉

整个1986、1987年,漂流队的队员们都走不出长漂的状态。

李大放做了大半年的报告会,北京、辽宁、天津、四川……各地巡回做报告。漂了下虎跳峡的队员杨欣,回到攀枝花电厂就涨了两级工资,被选为团中央“十二大”代表;科漂队队长王岩,漂了上中下虎跳峡,被推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国庆37周年联欢晚会。戴善奎因为200多篇关于长漂的连续报道引起全国反响,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出了虎跳峡,一切就已经开始不同了。

张国宪是中途加入科漂队的队员,他此前是成都印染厂的设计师,给科漂队设计了印有“中国”大字的队服,之前他以为漂流队的队员都是高高壮壮的,见面才发现:“撇得很,这群人能漂,我有啥不能的?”

但从长江上越往下走,这群在他眼中没什么出奇的队员们,在外界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沱沱河、通天河的藏民们很难理解这几支漂流队,洛阳队跟藏族工人费劲口舌,对方仍不明白漂流有什么意义。租汽车时,北京籍的个体户对花重金漂流十分不理解:“2万元买成肉,在家能吃几年!”最后谈妥价格,老司机还要吆喝一句:“我赔着本儿送你们去爱国。”

在金沙江漂流时,西藏一侧的居民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电视,李大放明显感觉到,巴塘县的迎接是上边安排的,政府人员都不怎么积极。“越是闭塞的地方对我们反应越是平淡。只有到了通讯发达、文明的地方,我们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渡口,万人空巷,确实可以那么讲。”

渡口市,就是今天的攀枝花。张国宪上岸时,浑身脏兮兮,满脸都是大胡子,岸上迎接的学生们热情地冲过来,紧紧抱住他的两只胳膊,张国宪被架着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们看我都是一种崇拜的眼神,我都不明白他们在看啥子,看外星人吗?又不是从南极回来的。”

科漂队漂过宜宾,之后的长江通航路线上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所迎接的只有山呼海啸的欢迎。到南京时,欢迎仪式上前国家女排队员孙晋芳也出席了,她对科漂队说:“你们的成绩跟我们当年五连冠一样,都是壮举。”

张国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重庆体院,队友们在主席台上声情并茂地做报告,他坐在观众席里跟运动员们聊天。“你们好了不起哦,好羡慕你哦!”邻座年轻的运动员看着张国宪,满眼都是真实的憧憬:“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得不了冠军,你们几个月,就挣了这么大一个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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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真的是举国狂欢,真把大家当作了胜利归来的壮士,把我们的虚荣心激起来了。”李大放这时已经彻底不能再讲自己“出来玩玩”的动机了,媒体已经把这件事塑造成了弘扬爱国主义、发扬民族精神的调子。“境界都是庞大的宣传机器造出来的,队员也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就勉为其难接受了嘛。”

等回到重庆老家,邻居见到李大放就叫:你娃儿还活着回来了嘛!你要没回来,你哥可就完蛋了!

邻居告诉李大放,听说了虎跳峡的那封假家书,李妈妈把大儿子臭骂了一顿:“我二儿死了我就要找你算账!”

“她怎么可能容忍自己儿子去死呢?”过了这么多年,李大放没跟哥哥说那封信的事。他不怨恨哥哥,在那种环境下,“哥哥也是受了舆论炽热的裹挟,并不知道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是什么感受”。

“我在巴塘时接到我哥的电话,你想想我哥费了多大劲,把电话从重庆摇到藏区,再摇到了乡上,你想想那得花了多大力气?”

“我哥哥很激动,说全国都在关注你们!电话里叽里呱啦讲了很多大话。我当时听了心都凉了:你懂啥子?我这下水有可能就要死!”

“但我当时又不好说这个。我哥哥是跟着报纸看热闹,占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觉得这个仗打得好!他没想到下面尸骨遍野。”李大放说。

假镜头

2016年6月末,我跟李大放约在成都一家商场里见面。他个头不高,外表普通,坐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并不起眼,在这里讲30年前的长漂,聊着聊着总觉得有点尴尬,每一个词都跟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

李大放带我去了张国宪的工作室,长江漂流之后,李大放去了中青旅工作,张国宪先调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又在90年代的下海大潮里,出来开了一家视觉设计公司。大多数科漂队的队员都换了工作,又多多少少跟长漂有关系。这些年媒体最常采访杨欣、杨勇、冯春三人,长漂后分别转行去做了非政府组织、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都在围绕着长江工作,他们夏天都不在成都,这正是出野外的时间段。

还有一些人假托自己不在,事后我才知道,前几天刚刚有媒体采访冯春,“90后”的记者问了许多科漂队、洛阳队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这些尖锐的问题让冯春很不满,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只接受正面报道,不要说负面内容。

30年前的媒体宣传话语,已经给这场漂流定下了调子,就像杨欣在电话里对我讲的那样:“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为了这些能献出生命的精神——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长漂最后的结果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精神,通过这个唤起一种精神、唤醒了一代人,给人感觉是只要我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年复一年,大家依旧延续着报告会上的说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怀念80年代。这30年里科漂队发出的声音最多,洛阳队几乎杳无音信:他们大多数主力队员都在1987年6月的黄河漂流里遇难了,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管理各种自发组织的漂流行为,“各新闻单位对未经批准的漂流探险活动,不得公开宣传报道”。

死去的人更不会说话。那些在长江上消失的人,也永远地沉默了。

张国宪前些年一直在照顾队员杨前明的母亲。1986年,杨前明是跟着好友张国宪一起参加科漂队的,出发前还有同事开玩笑:你去,去之前我们把追悼会先给你开了!

杨前明死后,杨妈妈听说了这句玩笑,一直耿耿于怀。独子早逝,杨前明的父母离了婚,老妈妈沉浸在悲伤中一直出不来,去汶川县南部的映秀镇出了家。

杨妈妈自己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偶尔有游客会过来烧烧香。有一年,一车游客烧完香就在寺庙里闲逛,其中一位女游客跟杨妈妈闲聊了起来:“老妈妈,你是哪里人,怎么自己住在这儿?”

杨妈妈告诉她:“我是成都的,我儿子1986年参加长漂死了,剩我一个人,就出家到这里来了。”

女游客突然不吭声了,再一看,她已经满脸都是泪水。

“杨妈妈也很惊奇,这个女娃娃怎么这么大反应?一问才知道,这个女的是王振的老婆,是跟杨前明同一条船出事的。”

——1986年11月19日,科漂队大队伍已经漂到了南京,一路鲜花掌声马上就要胜利抵达上海了。队员杨前明、王建军、王振返回金沙江莫丁大滩补漂,以实现“一寸不落”的长漂诺言。船过莫丁大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时,三人在扎木滩落水遇难,至今没找到遗体。

“当时女孩已经怀起了娃娃,王振死了,她就把娃娃打了。”张国宪听到杨妈妈讲这个故事时,自己也听哭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多巧的。女游客喊她杨妈妈,还给她写信,后来也中断了联络。”

2008年汶川地震,映秀灾情严重,山上的庙子整个垮了。杨妈妈当时在成都,幸运地躲过一劫,但寺庙里杨前明所有的遗物也随之消失了。受此打击,没过几年,杨妈妈就去世了。

中美队的中国队员们这些年很少接受采访,他们在长漂这件事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角色,禇斯鸣、张继跃等人30年前后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一次商业合作,跟国家、跟荣誉没什么关系。禇斯鸣和科漂队、洛阳队从来没有来往,他觉得大家做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禇斯鸣也怀疑科漂队是否真的“一寸不落”,公开的视频资料里科漂队有个最著名的镜头,是一条敞篷橡皮艇冲上浪巅,瞬间翻船,队员们在江水中游泳搏击。

“那条船是个光板船,一点物资都没有,他们真正的补给到底是怎么运输的?而且那个浪实在太小了,这点技术都没有,后面到底是怎么漂的?”中美队经历的最危险的江段,肯·沃伦把四条18英尺长的漂流船扎到了一起,每条桨有14英尺长,合起来变成了一个10.8米×7.2米见方的菱形船队。就这样的大阵仗,“有的浪一下子就冲得立起来了,我抬头再一看,离浪尖还有船队这么长的距离。你说得有多凶险!”禇斯鸣在江上捡到过前面中国人队伍的塑料桨,不到两米长。“我说天呐,他们想凭这个东西漂长江一定要死人的。”

听说几名中美队队员都提到了那个翻船的镜头,张国宪一下子笑了,他没想到中美队这么多年还在纠结这个。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告诉我真相:那个镜头是假的。

中国两支队伍在金沙江上基本没有视频资料,镜头是为了报道大家特意补拍的,所以船上没有物资,吃水浅,遇到小浪立刻就翻了,也好显示队员们艰苦拼搏的精神。

“一寸不落是真的。”旁边的李大放说,随后他们也补充了一句,有时候浪太大,人被冲下水,下游在哪捡到船,就在哪里继续往下漂。“路太难走,也不可能再拖回去重漂了。”

30年过去了

2007年,《户外探险》杂志中国版的年度金犀牛奖评选,给肯·沃伦颁发了年度荣誉奖。长漂20周年刚过,以此纪念他:“开启了一扇通往长江探险的大门。世界各地漂流者们认识了这条伟大的河流。”

沃伦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回到美国后,肯·沃伦因为大卫·夏普的死,和未完成的商业合同,陷入了不断的官司,最后自己的漂流公司也被迫破产。虽然官司都以他的获胜告终,但这个身高1.9米、体形强健的运动员长期处在心力交瘁之中,一个下午,在修剪草坪时,肯·沃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10年之后,长江漂流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为什么还写长漂?”每个采访对象一坐下来都要问这个问题,随后又是同样的一句话:“长漂不好写,故事太多了,你一篇文章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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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漂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

对肯·沃伦来说,留下的意义只有悲剧。禇斯鸣已经到了肯·沃伦的年纪,他现在北京宋庄经营一个园区,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许多,但因为高血压,每天要吃降压药。“我已经59岁了,哪能像沃伦一样再去冲击长江。”他觉得30年前的沃伦抗击的是命运,“小人物的无用挣扎,再努力,在自然面前也微不足道”。

禇斯鸣说自己很少跟别人讲长漂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回头加他的微信时,我发现他的微信号是“rafter1986”(“桨手1986”)。

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还在成都,他开了一家户外探险公司,这些年一直在带国外旅行团到四川探险,漂流也做过不少。现在看来,肯·沃伦那个漂完长江,再漂雅鲁藏布江,一路开通旅游到恒河的计划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条经过中印之间的线路,根本不会让外国人从这里顺流而下。

更何况,长江也变了。金沙江已经被水坝彻底改变了模样,赵坚这些年去看过很多次,“基本都拦完了”。叶巴大滩附近正在修水坝,过不了几年,第一次密封船事故的区域将会变成一片平湖。杨欣最近几年的重点工作,就是呼吁停止烟瘴挂的水电站修建计划,以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他对长江源头的情况了解得更多:“长江漂流是历史上长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因为层层水坝已经阻隔了长江。1986年的长漂已经成了千古绝唱。”

科漂队现在有个微信群,一群平均年龄已经60岁的队员们平时经常在里面聊天。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有不同的来历,队员从一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整个长漂笼罩在英雄主义情怀下,很多冲突后来已经被抹平了。有几次提到当下的新闻热点,大家吵得不欢而散,后来就再也没人提了。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人一直在长漂的旧梦中走不出来。

虎跳峡景区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正是那名最早离开长漂队伍的队员开的。这名队员后来又组织了珠江漂流、黄河漂流,但他始终也都不是主力队员,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危险的江段,其他队员最不能理解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都到了今天,这个人还在孜孜不倦做长漂这个工作。那个小博物馆孤零零地矗立在景区内,小馆长一直活在过去的岁月中。

科漂队有一个更正式的博物馆,2013年6月,长江漂流纪念馆在成都大邑县建川博物馆内开馆。我去的时候正是盛夏,工作日来参观的游客不多,一小时内,只有几个小学生飞奔进来,转了一圈,不明所以地走了。

玻璃柜里的橡皮筏已经落了厚厚的灰尘,纪念馆里的展品都是科漂队员们捐赠的,没有洛阳队和中美联合队的实物展品。

征集展品时,大家跟李大放要那封虎跳峡家书,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来。“信是假的,我怎么可能展览这个?”

纪念馆仍然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在媒体的长枪短炮的簇拥中,一个男青年正在读着什么。图片说明是:冲击上虎跳峡前,科漂队现场指挥部的资李申向队员宣读李大放母亲的一封来信,信中母亲为儿子漂流鼓劲打气。

(感谢实习记者杨文轶对本文的贡献)

记者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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