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歌姬”——专访舟木稔

时间:2016-12-05 15:18:36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你是如何想到邀邓丽君到日本发展的呢?

舟木稔:我们赶上了好时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日本音乐产业的飞跃发展期,唱片销量年年递增。当时,乐坛刮起少女偶像风。像陈美玲和欧阳菲菲这样的外来面孔,很招人喜欢。我供职的宝丽多公司,定下方针,要从亚洲发掘新人。我是制作部长,任务落在我头上。完全出于偶然,我读到一本介绍台湾的书,说有个天才少女邓丽君,是“台湾的美空云雀”,她的甜美歌喉风靡东南亚。那时邓丽君在香港。我托人传话,希望见一面,却迟迟得不到回音。隔了好长时间,对方说可以一见。我立即飞到香港。初次见面,是在香港一家酒店地下餐厅,只有邓妈妈、邓丽君、翻译和我四人。那是1973年二三月间的事了。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次见邓丽君,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舟木稔:她举止文静,气质不俗,给人一种温柔娴静的感觉。那天,她穿得很普通,像街上随处可见的寻常女孩。在饭桌上,也不太言语,自始至终只听我们说。见完面后,看了她的演出。舞台上的泰丽莎(邓丽君的英文名字),和饭桌上判若两人,又唱又跳,活泼极了,有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她的嗓音很好,天生的好嗓子,是一种珍珠般的,有光泽的嗓音。唱功也很出众。她那时年龄还小,说唱功也许有些早。不管怎么说,她的技巧很不错。而且,她人长得美,很可爱。这点很重要。做偶像歌手,只是歌唱得好,可不行,一定要长得好看。我下定决心,要把她带到日本,把她捧红。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说服邓家的?

舟木稔:这里有段曲折。我告诉邓家母女,日本是全球第二大音乐市场。你在东南亚走红还不够,如果去日本发展,就能走向世界了。邓妈妈的态度是,只要邓丽君点头,她没意见。经我这么一说,邓丽君也心动了。我在香港停留了一周。邓丽君表示愿意来日本。我们就这么说好了。谁料,回到日本后,过了一个星期,香港那边来电话,说邓爸爸发话,邓丽君不去日本了,请舟木先生忘了这件事吧。我们那时还没正式签约。我有些急了,赶忙飞往台湾,见到邓爸爸。邓爸爸基本意思是,邓丽君已经够红了,不必去日本,再从新人做起。我向邓爸爸保证,一定在第一年,就让邓丽君在日本走红。后来,我和邓爸爸吃了几次饭,边吃饭,边做说服工作,最后邓爸爸说,好,那我就把邓丽君交给你了。这样我们才正式签了约。

三联生活周刊:宝丽多公司是怎样把邓丽君推向日本歌坛的?

舟木稔:1973年10到11月,我们专门把邓丽君请到日本来,带她见识见识各大音乐奖的颁奖典礼。有TBS、富士电视台、日本唱片大赏的颁奖礼等等,参加了很多这样的活动。看到新人被叫到名字,激动地上台领奖的场面,邓丽君说,明年站在台上领奖的将是自己。她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感觉她外表柔顺,内心却有一股子志在必得的职业精神。

1974年2月,邓丽君在日本推出第一张唱片,反响平平。我们分析了失败原因,问题出在定位上。我们让邓丽君走少女偶像路线,穿上迷你裙,上台边唱边舞。但是,这一定位没有得到歌迷的积极响应。虽说万事开头难,不做不知道,但既然做了,肯定是希望一炮打响的。结果不如人意,也没办法。这是公司的失败。但邓丽君向大家道歉说,是自己唱得不好,态度非常谦虚。这和别的歌手不同。一般歌手会抱怨说,曲子不好啦,歌词不好啦,或者宣传不用心。邓丽君能这么谦虚,十分难得,和日本歌手不大一样。当然,出师不利,也让她有些沮丧。我们下定决心,要让她拿到当年的新人赏。为了入选,我们要在7月前推出第二张单曲。制作时间很紧,只有三个月。第一张唱片失败,我的压力也很大,对邓爸爸无法交代。我是制作人,具体工作由底下的创作部门完成。创作人员对邓丽君重新做了分析,很快转换方向,改变路线,打造出第二张单曲《空港》,一下子走红了。年底,《空港》获得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邓丽君如愿以偿,站在了领奖台上,上台献演时,几度哽咽。邓爸爸也很满意,专程来日本,和我们一起看了颁奖礼。

三联生活周刊:从1974年在日本出道,到1979年因护照风波而离开日本,邓丽君的生活与工作重心都在日本。这段时间,她过得怎么样?

舟木稔:《空港》之后,邓丽君也出了不少好歌,但销量都不如《空港》。这些歌走的都是成年情歌路线。直到她逝世,这个定位,一直没变。在日本演艺圈,她属于“外タレ(Gaitare)”,就是外国艺人这一门类。她常穿旗袍演唱,在日本很少见,很受人们喜爱。她的歌迷年龄层偏高,主要在40岁以上。这段时间,邓丽君也经历了不少苦恼。日本演艺圈的制度和行事方式,和台湾、香港地区不同,很长时间,邓丽君都没能适应,常为此而苦恼。只靠唱片销售,赚不了什么钱。一开始,她的唱片版税是2%,即使《空港》大卖,也不会有太多钱落入自己腰包。而且合约规定,她必须参加各种商演。

她在日本成了知名歌手,各种工作邀约纷至沓来。依照合约,她必须听从公司安排,有时还要到地方上的夜总会唱歌。你知道,有些日本人喝了酒,便忘乎所以。日本夜总会的习惯,歌手要下舞台和客人互动。有些客人喝了酒,会举止轻浮,虽不到性骚扰的程度,但言行很粗鲁。好多次,邓丽君为此受委屈,一个人在后台休息室哭泣,有时也向我哭诉。但这是工作,在日本人看来,艺人低声下气是理所当然的。邓丽君在台湾东南亚已是大明星,到日本却要忍受这样的屈辱。她想不通,会冲我发脾气,说自己来日本不是为了当歌女。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带着她和邓妈妈出门美餐一顿,边吃饭,边极力安抚她。这是常有的事。要知道,唱片公司和歌手的关系很微妙。如果什么都听歌手的,业务无法开展;而完全由公司掌控,歌手会感觉失去自由。我总努力从中掌握平衡。

邓丽君曾很明确地对我说,她不喜欢日本人。我问为什么,她说日本人太傲慢无礼了。她在日本5年,和公司员工相处融洽,但与其他日本人很少交往,在演艺圈也没什么朋友,只和少数懂英语的歌手有交往。我想,那些商演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吧。她不喜欢日本人,但很享受在日本的生活。这里随处有美食,购物也方便。

有了这段经历,邓丽君80年代重返日本乐坛时,合约很简单,只要求她录歌和参加短期的宣传活动。她加入我们设立的金牛宫唱片公司后,从未和公司发生摩擦。事实上,在金牛宫唱片筹办时,邓丽君就承诺加入进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复出后,黄金三部曲使她成为日本歌谣史永远的传奇,你能介绍一些幕后情况吗?

舟木稔:邓丽君的经纪人是西田裕司,对邓丽君很用心。复出头两三年,我们只卖专辑,没有出新单曲,邓丽君也很少来日本。西田和作词家荒木丰久是同乡,都是九州人。而荒木和作曲家三木刚是盟友。那时,荒木和三木都并不太出名。荒木和三木成为黄金搭档,为邓丽君量身打造了黄金三部曲:《偿还》、《爱人》和《任时光流逝》,连续三年拿下日本有线大赏,这个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公司有个叫三坂的制作人,很有名。他制作过海援队的《赠言》,拥有超过百万销量的业绩。我让三坂为邓丽君制作单曲。但三坂不愿意,一是因为和外国歌手合作,沟通上比较麻烦;二是怕失败,有损自己的声望。于是,他让一个叫福住哲弥的音乐制作人,负责邓丽君的录音。福住也很有名,《知床旅情》就是由他制作的。福住很会跟歌手沟通,顺其自然,不会把自己对歌曲的阐释强加给歌手。邓丽君成功的背后,福住的功劳很大。

邓丽君的歌,都是女性的歌,主题或是离别,或是外遇。邓丽君的演绎和词曲所包含的戏剧性,非常吻合,给人以真实感,在30岁以上的歌迷心中产生共鸣。日本有“歌曲是三分钟戏剧”的说法,就是说,要在三分钟里,像“私小说”一样,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人情感纳入歌中。从这个角度而言,邓丽君的歌和人生是分不开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她的歌与私生活也有某种关联吗?

舟木稔:我常和邓妈妈谈邓丽君的事。邓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孩子要是二十三四岁时结婚了,就好了。我也这么想。可是,邓丽君的演唱事业太成功了,难免会和个人情感发生冲突。因为唱歌太成功,失去了和男人恋爱的机会。唱歌这件事,和邓丽君人生的戏剧性,应该是有关系的。就我所知,她在日本完全没有和异性谈恋爱。但是,她作为女人,孤独和寂寞自然是有的。后来,她在法国,好像是乐队成员介绍的吧,认识了一个叫保罗的法国男孩。有了这个恋人之后,她的寂寞得到抚慰。我想,这是事实。保罗是个帅小伙子,身材高,长得很俊俏。邓丽君没有和他结婚的想法。周围的人,也觉得他们俩难在一起。即便如此,有了保罗,邓丽君的精神得到抚慰,也让周围人放心。保罗就像是邓丽君的精神安定剂。两个人经常吵架,吵完了,很快又言归于好。有这样的事,邓丽君激动起来,会穿着高跟鞋踢保罗,高跟鞋顺势飞了出去。保罗不但不生气,反而去把高跟鞋捡起来,亲自穿在邓丽君脚上。从这方面讲,他们也算是一对欢喜冤家吧。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眼里,邓丽君性格如何呢?

舟木稔:在我眼里,邓丽君是个心地善良而纯粹的女孩。邓丽君有传统中国女性的一面,孝敬父母,照顾家人。她和母亲关系非常好。因为自从她当上歌手,母亲就一直跟着她,好像把母亲独占了。但因为出名,总离不开纷扰。她为人处事,往往出于单纯的目的,不太考虑个人得失。总的来说,对于弱小者,她怀有自然而然的同情心。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拿邓丽君和美空云雀比,评论谁才是真正的歌后。你怎么看?

舟木稔:美空云雀和邓丽君,不能相提并论。只能说,两个人都是天才,无法比较高低。邓丽君是百年难遇的歌唱天才,她的人气覆盖中国、日本、东南亚,她的歌声倾倒十几亿华人,处于华人歌坛的金字塔顶端。这一点无人能比。无庸置疑,她是名留青史的天才歌手。

特约记者/胡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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