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BC的摄影方式讲迪士尼故事

时间:2016-12-29 09: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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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生动物拍摄中,运气只占一部分。更多的是前期调研和摄影师的现场判断,而这些都与经验有关。架好机器,等动物入画,至于它们会在镜头前做什么,的确就需要一点点运气了。”

组建团队

惜别爱女的大熊猫,浪子回头的金丝猴,为孩子不惜涉险的雪豹,还有追求爱侣的藏羚羊,《我们诞生在中国》试图用中国野生动物讲述一个蕴含东方哲学的生命故事。

这部电影是迪士尼“自然电影”部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三个团队,分别承担了组建制片、摄影和导演团队的工作,前后耗费3年,完成了这一工程量巨大的电影创作。

在迪士尼的概念里,“自然电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野外拍摄,后期制作中,再以故事片的方式对素材进行剪辑,最终的呈现要有剧情,有起承转合,有商业片所必需的主要元素。

一切后期制作的可能性都建立在充足且高质量的素材之上,因此,对于“自然电影”来说,摄影团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摄影团队来自英国。英国BBC曾拍摄过大量野生动物纪录片,他们在野生动物摄影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最终的主摄影由5位外籍摄影师担任,他们深入中国多个自然保护区,前后耗时18个月,拍摄了350小时的野生动物素材。

中国摄影师潘光平作为第一补充摄影,全程参与了电影的拍摄。他14岁随家人移居英国,曾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工作,也曾与BBC团队合作。“国家地理的拍摄方式是走马观花式的,很多时候要的只是两三分钟的动物镜头,而BBC更倾向于用细腻的画面讲一个内涵深厚的故事,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显然,《我们诞生在中国》需要的影像风格是BBC式的。”潘光平说。

很多时候,中国摄影师和观众会忽略前期调研的重要性,但在大型野生动物拍摄项目中,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甚至是最重要的。当一个拍摄团队拿到资金后,他们最先做的事是请一些前期调研团队。团队成员大多是生物学、生态学、动物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他们会深入野外和各个自然保护区,评估每个区域的物种、动物习性、不同季节的迁徙路线和现场拍摄的安全程度等问题,最后列出一份调研大纲交给制片人,制片人会从中筛选几个可行性强又有趣的动物,调研员再回到动物所在地进行更深入的调研。

潘光平曾参与过一次《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前期调研,他说:“有时候,调研者就像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他们必须知道观众喜欢什么,也知道摄影师能拍到什么,这中间的连接点在哪里。他们也要协调拍摄许可,了解离拍摄现场最近的医院在哪里,如何安排摄影团队的衣食住行,一个现场制片要做的事,调研员几乎都要做。”

把握时机

最先被确定的拍摄对象是大熊猫。“在中国拍一部关于野生动物的电影,不可能不拍摄大熊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名片。”《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制片人菲尔·查普曼说。

所有关于大熊猫的拍摄都在四川卧龙保护区完成,《我们诞生在中国》也不例外。真正的野生大熊猫极难拍摄,它们怕人,很难接近,生活环境又是在植被茂密的森林里,镜头会被一层层枝叶挡住,很难拍到好画面。而卧龙保护区的环境更适合拍摄,在大熊猫的数量上也有保障。为了接近它们的同时不被它们伤害,摄影师常常要穿上“熊猫服”,让拍摄对象卸下防备。

“大熊猫是这次所有拍摄对象中最容易拍到的。但它们基本就是坐着吃,躺着睡,或者交配,很难形成有吸引力的故事。”潘光平说,越是容易拍到的动物越需要生动的故事,反倒是雪豹那样难拍的动物,只要捕捉到一些镜头就足够让观众满意。最终,大熊猫部分讲述了一个新手妈妈丫丫照顾孩子,并最终与它分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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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羊是《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导演陆川最熟悉的野生动物,他曾在电影《可可西里》中多次拍摄它们,对于如何找到并拍摄藏羚羊陆川很有经验。藏羚羊的摄影师罗尔夫·施泰因曼来自德国,对他来说,这次拍摄最大的难度是要在高海拔地区作业。“在高达5333米的地方,背着摄影机、三脚架在空气稀薄的环境下工作,这非常痛苦。”罗尔夫说,为了适应环境,他们是慢慢提升海拔高度的,光到达营地就耗费了5天时间。

藏羚羊生活的草原十分空旷,这令摄影师没法开车接近它们。摄影团队必须背着半吨重的器材徒步进入草原,寻找藏羚羊的踪迹。拍摄前,罗尔夫和他的团队先进行了数周的观察,谨慎地安排了隐蔽的拍摄点。实际拍摄时,他们常常要等上十几个小时,才能发现藏羚羊的踪迹。在精心的部署下,他们不仅拍到了迁徙中的藏羚羊,还拍到了一只小生命的诞生。

“在野生动物拍摄中,运气只占一部分。更多的是前期调研和摄影师的现场判断,而这些都与经验有关。架好机器,等动物入画,至于它们会在镜头前做什么,的确就需要一点点运气了。”

潘光平说,优秀的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半个动物专家,他们了解所拍物种的生活习性,能对他们的行为提早做出判断,从而早早让镜头到位。“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些人善于拍猫科动物,有些人更了解灵长类动物,经验能让摄影师做出最好的拍摄选择。”

在进入《我们诞生在中国》剧组前,潘光平曾拍摄过关于金丝猴的纪录片《香格里拉神秘之猴》,那次拍摄让他对金丝猴有了深入了解。作为第一补充摄影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神农架保护区进行拍摄。“最终的成片中,金丝猴的镜头大概有60%左右是我拍摄的。”潘光平说。

野生动物摄影中有一个专业名词“habituated”,指那些在人类环境附近长大,对人类有适应性的野生动物。这类野生动物对科学研究贡献很大,科研人员可以在不干扰他们习性的情况下,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它们。《我们诞生在中国》所拍摄的金丝猴就是“habituated”类型,因为有人饲养,这些金丝猴更容易找到和追踪,它们对人的警觉性也相对低。

相较于藏羚羊,金丝猴也是容易拍到的物种,但它们行动敏捷,不容易捕捉到运动镜头。“所以,预判很重要。”潘光平说,因为有经验,他几乎可以预知金丝猴的动态。“有些动物在做下一个动作前是有预告的,比如,鸟在起飞之前通常会拉粑粑,摄影师要留出足够的镜头空间,这样才能拍摄到完整的起飞动作。金丝猴的行为也有预告,尽管不如鸟那么明显。”

拍摄金丝猴时,摄影师与拍摄对象的距离很近,因而有机会捕捉到非常细微的动作。拍摄中,潘光平常常架好镜头,等金丝猴来表演。比如,他发现花丛里有一朵特别好看的花,又觉得金丝猴有很大概率会伸手抓花,他就会先把镜头焦点对准花,等金丝猴入镜。“但你不是那只猴,它到底会不会来,你不能保证。

每个动物都不一样,我们要在了解一类动物的基础上再深入一些,去了解动物群中的个体。”潘光平跟随金丝猴的时间长了,对猴群里猴子们的个性有一些了解,每只猴子习惯怎么走路、怎么跳跃,他大多心里有数。

正是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他才拍到了电影中那段猴子喝水的经典镜头:画面里,一只小猴子站在水面上空的树枝上,以猴子捞月的姿势,边玩边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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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这个镜头之前,潘光平看到一群猴子在水边嬉戏,他凭经验判断,一定有几只猴子会去喝水,他还分析了猴子们有可能的运动路线:“河边有一棵树,树左边和右边都很难站稳,猴子不喜欢自己的毛发碰到水,它们如果想喝水,最可能的就是把自己架在树枝上。我预先让助理摆好三脚架,把摄影机调到一个很低的机位,调整好焦距,在那等猴子来。唯一没想到的是,它会喝水喝得那么折腾。”

野生动物摄影是按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有一个大致的脚本,但与故事片不同的是,这个脚本的灵活度很高,要根据拍到的素材随时调整。《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摄影也是在剧本的限定下拍摄完成的。“小的改动是摄影师本人与负责这一部分的导演沟通。如果改动很大,比如换主角之类的,就要经过英国团队的审批,通过之后,才能继续拍摄。但其实,大部分的调整都可以在拍摄现场解决。”金丝猴部分的剧情就有过较大的调整,最开始的剧本设定是拍摄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因为素材的关系,电影最终讲了一个叛逆的小猴子离家出走,经历成长后,又回归家庭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淘淘是个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的小猴子。为了降低拍摄风险,摄影师通常不会让外形过于突出的拍摄对象当主角,否则,一旦后续素材不理想,剪辑阶段会非常困难。但偶尔用外形有特色的动物做配角却能很出彩。在金丝猴的故事里,摄影团队和导演组选了一只单眼有残疾的猴子做大反派,这个既霸道又凄凉的角色设定增加了整个电影的戏剧张力。

《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拍摄涵盖了一年四季的景象,摄影师的拍摄也经历了四季轮回。潘光平就曾5次进入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拍摄金丝猴,先后在那里待过5个月。野生动物摄影团队都很小,一个摄影师,一个摄影助理,一个司机,再给外籍摄影师搭配一个翻译,四五个人的团队是标配。作为唯一有拍摄资格的中方摄影师,他在沟通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团队人员有限,很多时候摄影师要请当地人帮忙搬运摄影器材,或从他们那里了解拍摄对象的相关信息。“护林员和背夫们淳朴,凡事讲交情,不和他们搭个话、喝口酒就很难沟通。”潘光平说,这也是《我们诞生在中国》需要中方团队的原因,这样一个大项目,迪士尼很难在没有中国人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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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候雪豹

提高野生动物摄影的成功率,三点原则必须遵循。首先,不要拍那些成功率特别低的野生动物。其次,可以优先选择“habituated”的动物,中国最常被拍摄的熊猫和金丝猴就满足这两点要求。在保证能够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如果电影预算充足,还可以选择一两个有可能完全拍摄不到的物种碰碰运气。在《我们诞生在中国》的项目规划中,雪豹就是那个极有可能拍摄不到的动物。

幸运的是,摄影师肖恩·摩尔不仅拍到了雪豹,还积累了足够的素材,供导演和摄影师讲述一个母亲为养育孩子铤而走险的感人故事。

“你知道拍雪豹是什么绝望的感觉吗?”潘光平自问自答,“就是在成片的石头堆里找一个小石子儿。”但肖恩·摩尔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个人觉得,在五个外籍摄影师中,除了肖恩·摩尔,没有人能拍到雪豹。”潘光平曾短暂地协助过肖恩·摩尔的拍摄,他发现,肖恩有超乎常人的追踪能力,又总能在一群乱石中辨认出雪豹。

潘光平还记得与肖恩一起发现雪豹的经历。当时,肖恩带着他开车巡视地形,车窗外是望不到边的石头山。“肖恩突然说,停一下。停车后,他拿出望远镜,看了那么十几二十秒。随后,他放下望远镜,下车,从后备厢里取出一只单筒,又看了十几二十秒。放下单筒,他激动得爆了粗口,说看到雪豹了。”肖恩指给潘光平看,顺着肖恩的手指,潘光平只看到一片光秃秃的石头。“突然雪豹动了一下,我这才看到它们。”潘光平说。

虽然肖恩对雪豹有超乎常人的敏感度,但他最初的3个月拍摄几乎一无所获,虽然拍摄到一些雪豹画面,但毫无故事性。“在拍摄雪豹这件事上,我们几乎没有得到生物学家的帮助。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如何找到它们,如何拍摄它们,好在,当地人碰巧看到雪豹时,会热心地通知我们。”肖恩说,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状态里,他每天背着几十公斤重的设备,登上陡峭的石头山,望穿秋水般地等待雪豹的出现。雪豹之所以叫雪豹,是因为它们生活在雪线附近,而雪线一带的天气总是变化无常,一天的时间里,雨水、雪水、冰雹、艳阳天会同时出现,大风吹得长焦镜头不断摇晃,肖恩无须拍满整年,就能在一天的时间里体验四季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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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在肖恩找到两只小雪豹后有了质的飞跃。一次,他趁母雪豹出门打猎,冒险爬到雪豹巢穴附近,竟意外地发现了两只雪豹崽。肖恩赶紧在巢穴附近安装了隐蔽摄像头,这才近距离记录下雪豹母子的生活。

在长达9个月的拍摄中,肖恩逐渐得到了雪豹的信任,对方慢慢接受他,把他视作生活环境的一部分。随着雪豹逐渐放松警惕,肖恩的拍摄距离也由最初的四五百米,逐渐缩短为100米左右。在揣摩雪豹的心理上,肖恩尤其职业:“雪豹的视力是惊人的,你很难逃过它们的眼睛。最好的方法是让它知道我们在那儿,并让它觉得,我们不是一种威胁。”在拍摄中,肖恩也会时刻小心,避免打破这种难得的信任关系。“有一次,我们仅仅相隔100米,雪豹母子正在睡觉。我克制了自己的贪心,退了一段距离,我不想破坏这一家雪豹对我的熟悉和信任。但独行的雪豹就没那么‘害羞’,最近的一次,我与几只雪豹的距离只有40米。”

素材拍摄完成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后期制作。他们以拟人化的手法,将熊猫、金丝猴、雪豹和藏羚羊的故事混剪。或许是因为拟人化的手法拉近了野生动物与人类的距离,唤起了观众的同情心,《我们诞生在中国》的上映,引起了部分网友的质疑。电影结尾,雪豹达娃受伤,漫长的冬天还没过去,达娃和孩子们没有食物过冬,生命看似危在旦夕。网友谴责摄影团队没及时救助雪豹,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备。

事实上,达娃母子的故事是通过后期剪辑完成的,电影留下一个开放式结局,让观众有了悲观的想象。而在野生动物拍摄规则里,即便是动物遇到生存困难,摄影师也无权干涉。只要野生动物不是因人为干预而陷入困境,摄影师都必须尊重大自然的选择。这很伤感,却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

(实习记者钒君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 宋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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