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面:书信的力量

时间:2017-05-17 10:47:50 

私人书信,在传统的大历史叙述之外,提供了相对丰富饱满的历史与情感细节。

“清流”综艺

“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当43岁的台湾演员王耀庆读完34年前黄永玉写给曹禺的那封信时,环形舞台旁坐着的许多观众也跟着沉浸在了那段时代氛围中,眼圈发红。1983年,历经磨难的黄永玉与曹禺重逢,以难得的真率给他写了一封探讨艺术创作的信。信中,黄永玉直言对曹禺后期的戏剧一个也不喜欢,痛惜他为势位所误,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希望他拥有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那样的草莽精神,继续工作。

这样一封沉睡在历史之中的信件,通过一档“见字如面”的明星读信综艺节目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所带出的还有对那个时代的反思。纵然时代变迁,信中讨论的问题却并未过时。正如节目点评嘉宾、学者许子东所说:“1949年后,不仅曹禺一个人没有写出好戏,所有老作家除了老舍写出一部《茶馆》,都没有写出好作品,这点值得后人总结。”

起初,这样一档从去年12月底在黑龙江卫视播出的节目,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可随着王耀庆、张国立、归亚蕾等明星所演绎的一封封书信在网上扩散开来,节目很快赢得好评,还被喜欢它的观众命以“清流综艺”。特定文本携带的人文色彩与话题能量,使“见字如面”在充斥荧屏的综艺节目中具备了相当的辨认度。但谁能保证它能在一个碎片与速食的流行文化背景下突围出来?

事实上,这也是总导演关正文起初最担心的问题。几年前,关正文的公司“实力文化”制作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两档以比赛形式展开的综艺节目。如果说之前的节目主要依托于传统电视平台,“见字如面”在一开始便被定义为网络综艺。在关正文看来,这是传播平台发生变化的必然选择:“相应的困难是,如果这个题材在传统电视出现还算正常,因为传统电视某种程度上承担弘扬主流文化价值的义务,但在互联网上传播,大家觉得可能性不大,以年轻人为主的网民上网找的不是这类东西。”

然而,关正文相信,网综更多是投行流行的伪概念,综艺只分好与不好,“见字如面”成败的核心在于每封信选得对不对,信的演绎是不是足够精彩。一句话,相信书信本身的力量。

“见字如面”的想法并非原创,确切地说,是英国一档“LettersLive”的明星读信活动的火爆,给了关正文最初的信心。这一活动在2013年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灵感来自英国作家肖恩·亚瑟编选的一本书信集《见信如晤》(LettersofNote)。亚瑟在2009年因个人兴趣搭建了一个“见信如晤”网站,并据此成书,包含了从公元前14世纪至今的124封风格不一的经典信件。明星读信活动从2013年起每年在伦敦的共济会大厅举办,邀请音乐、影视、文艺界名人,现场朗读精心挑选的书信。

选信的标准是什么?节目组最初的设想,一是它能打开历史的某些场景和节点;二是在传播意义上,能给公众带来意外。名人书信是首先考虑的对象,此外,那些能够以亲历者身份提供补充丰富历史细节的普通人的书信,也在选择之列。

除了互联网的泛搜,由30多位学者、书信藏家、传记作者组成的顾问团,以及诸如中国家书博物馆、中国人生活资料研究中心等公共资源机构,都成为节目中书信线索的重要来源。

信后的故事

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也是节目的顾问之一,还记得2005年,自己读到山东临沂退休小学教师袁军寄来的他哥哥袁志超写于渡江战役中的一封家书的震动,“一封信四五千字,文笔非常细腻,非常好的史料描述”。

“我们走在路上看见许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群一群的回家,有抱着孩子的,有挑着担子的,有背着包袱的。我们见了就向他们宣传,说我们是解放军,是爱护老百姓的,看见他们的小孩子饿就拿出我们带的饭给他吃。他们也就不怕我们了,谈起来,他们大发牢骚,骂国民党不是好东西,不该欺骗人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吓得他们淋了几天雨,饭都吃不上。他们说,谁再听国民党这些王八蛋的话,就不是娘养的。我们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同情。”

袁志超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第18军的政治部秘书,在写于1949年端午节的这封信里,他详尽描写了渡江战士的真实心理状态,还有百姓对他们的反应。这封来信最终被节选放入节目。张丁觉得,民间家书在传统的英雄精英的大历史之外,展现了普通人的历史。

每封书信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你能想象,1939年抗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与日本军官间因为一位受伤被俘的日本士兵之间的往来通信吗?你知道1949年,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末代皇帝,还曾经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吗?你又知道“文革”期间,下乡知青笔下所描写的日常生活是怎样一番景象吗?

某种程度上,真正动人的是书信背后的一个个故事,大江大海,亦不乏至情至性。经由一个个读信明星的表演,而非朗诵,书信中的历史片段再现。这也是许子东对“见字如面”最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节目除了对代表一种文化秩序的书信文体的怀念,另一个不可偏废的功能是打开缺位于教科书中的历史盲点。

“信里面讲的很多事情,很多观众不知道,而且不知道的还不是唐代宋代的事情,而是当代的事情,这尤其教人耿耿于怀,不能原谅。”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许子东对节目中张涵予、张腾岳演绎的“文革”结束后宋振庭与夏衍的往来书信格外感慨。大病之中的原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写信为自己当年“文革”中的整人行为忏悔,夏衍则回信表示不必忏悔:“我们这一辈子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来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整人与被整,无疑都属于一个时代的悲剧。有意味的是,夏衍还在这封回信中,戏仿明末清初流传甚广的《剃头谣》写下打油诗:“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在两封书信于1988年被公开发表后,成为传诵一时的会心之作。

“文革”前后,大批城市里刚毕业的初高中学生被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据《中国知青史》作者刘晓萌的研究,“文革”前下乡知青约有120多万,“文革”中下乡知青大概有1400多万。在这一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运动中,这些知青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节目组挑选了一封在那个闹腾的时代显得异常安静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叫桃桃的上海知青,她只是对父母言说着自己的日常生活:“近来我的工作是垛马草。一天三垛,有三十个小坟这样的垛拼成一垛。八个男生,四个女生。天天要走十一二里地,吃饭在那儿吃,就干一上午,下午我们就是休息,工作是很累的,但是很痛快。早上走到那儿是七点一刻,八点半开始干。吃完午饭,下午三点回连队驻地休息。这样的工作可能还要一星期,我就是喜欢永远有这样的活儿。”平静的叙述,同样能勾连起人们对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书信中展现的细节,某种程度上也在校正着人们惯常接受的历史常识,从而补充还原历史本来可能更为复杂的面目。

1894年甲午海战前夕,“经远舰”二副陈京莹给父亲写了一封遗书。在常见的历史叙述中,甲午海战被描述为拥有亚洲第一海军实力的北洋水师在举国腐败、指挥失当下的一场完败。然而,陈京莹信中所写的情况却不尽如此。陈京莹是中国第一代职业海军军人,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有非常开阔的国际视野。在信里,他不仅分析了中日之间的冲突,对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列强的世界大局也非常熟悉。事实上,北洋水师十几年前所定制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队,与已更新换代的日本战舰相比,无论在火力配备还是操控灵活性方面,已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上战场前,陈京莹明知打不过日本,但拿了国家俸禄的他别无选择,只能去打。没有意外,海战打响后,“经远舰”遭遇4艘日舰围攻,在管带林永升、帮带大副陈荣阵亡后,陈京莹继续指挥作战,最终中弹牺牲,全舰231名官兵也全部战死。

历史,经由个人的日常视角重新叙述时,往往给人以陌生化体验,一切不再缩减为教科书中的几行文字,统计表中的一堆数字。这种陌生在总编剧张子选看来是令人欣喜的:“我们发现每封书信背后都是真实的个人经历,他的歌哭笑泪居然是一代人的,别人的眼睛里流的是我自己的泪。”

不变的人性

“深埋在我心底,长久不愿再去回想曾经对他的记忆,突地袭上来;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2007年7月2日,台湾歌手蔡琴在写给媒体的公开信中,这样写到前一天去世的前夫,那位与自己有过10年无性婚姻的电影导演杨德昌。回顾那段杨德昌定义为“一片空白”的感情,蔡琴在信里仍有着全部的付出,她感谢曾经轰轰烈烈地爱过,尽管“寂寞多于甜蜜”。

本来,除了那些激流跌宕的山河岁月,私人书信中更多的本来就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中折射出的人情流变。

1925年,诗人徐志摩陷入与陆小曼的热恋之中,其时陆小曼还未与少将王赓离婚,更要命的是,这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少将丈夫对她非常之好。也正因此,两人的恋爱从一开始便陷入热烈的纠葛之中。“小曼呀,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叫我眼看着你这样生生地受罪,我什么意念都变成了灰了。”面对徐志摩的热情,陆小曼的回信同样一往无前:“志摩,你是第一个能从一切的假言假笑中,看透了我的真心,认识了我的苦痛,叫我怎能不从此收起以往的假而给你一片真呢?我自从认识了你,我就有改变生活的决心。为你,我一定认真地做人了。”最终,两人终于摆脱束缚走到一起,妙的是,王赓最后成全两人的爱情,并终生未再娶。

比起才子佳人的热恋,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0师翻译官曹越华写给恋人王德懿的信,则是大时代里的战地情歌。在发表一番往事追忆与战地感想后,24岁的随军翻译官在信末写道:“亲爱的,给我一个答复吧。您深情的目光辉映着我曾经苍白的青春,我将回报你最倾心的微笑和任何风浪都无法剥落的温柔。战争结束后,我将在黄土地上筑起一座小小的城堡,让我俩相偎守着炉火,倾听那杜鹃鸟清啼的声音。”

“文明会改变,文化会进步,但人性不会改变。”许子东引用学者张灏的话说,比起那些沧桑岁月中的流变,他更为看重书信中所传递的不变。

1975年,考古学家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4号墓发掘出分别写在两片木简上的两封家书,这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家书。信由普通的秦军士兵黑夫和惊两兄弟写给家中的哥哥衷。据专家研究,墓主就是大哥衷,黑夫和惊很可能已经战死,大哥用两封信作为陪葬,寄托对弟弟的思念。在信里,黑夫和惊除了问候家人外,共同的话题则是“请家里赶紧给我们送点钱来,再不寄钱就要出人命了”,恍如今天在外求学的学子写给父母的家书。

情感的共鸣,历史细节的打开,让节目在播出后受到关注和讨论。“这样的读信节目,如果早出10年可能就难说,在今天可能恰恰赶上了某种文化的自我修复进程,是那种感官型娱乐已无法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一种说明。”总导演关正文说。

记者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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