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产妇群像

时间:2017-05-23 09:00:10 

主笔

她们被产科医生称为“赶末班车的一批人”,大多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一孩政策”提出前后。当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时,她们已经接近或超过35岁,在医学概念上被称为“高龄产妇”。这个称号意味着她们在生育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多风险和困难。

“高龄产妇的困难,首先是高龄。”协和医院营养科大夫刘燕萍对本刊记者说,“一个是难怀。因为随着年龄增加,卵子的质量、数量都明显下降。从医学规律来看,卵子的质量数量到了35岁以后,明显下降。怀上之后未必成功,成功之后未必顺利。因为卵从没出生时候就在卵巢里待着呢,待的时间越长,受到不良因素——环境、食物、化学物质、毒害物质的影响越大。当你使用的时候,卵子未必是最好的。”

“即使是輔助生育技术,也不能解决高龄怀孕难的问题。就拿试管婴儿技术(IVF)来讲,35岁以上女性成功率会降低一半,40岁以上的女性成功率在15%左右,流产率增高。”协和医院生殖内分泌科医生孙正怡这样介绍。

即便幸运地躲过了种种伴随高龄而来的孕育风险,高龄产妇的身体也需要更精细的调整,来耐受一个新生命降临过程中的各种不适。随着胎儿一天天长大,产妇要耐受血容量的增加,耐受心肺负荷加大,耐受因为胎儿挤压其他内脏造成的难受感。“这个群体的孕期营养需求、能量标准没有多少提高,但对某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大。”刘燕萍说。

比如铁要增加50%,还有碘增加50%,蛋白质在中后期也要增加,但是能量标准只是提高10%,就是说孕妇要拿有限的能量指标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营养素。这就要求孕期的时候调整营养结构,即使孕妇以前是好的,怀孕后都要调整。如果不做调整,血脂、血压、营养缺乏和过剩,还有糖尿病这些问题都会来。

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却很难有从容看顾自己身体的时间。“二胎政策”主要的影响对象是职业女性,更确切地说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女性,她们曾经处于“一孩政策”更为严格的约束之下。35岁正是职业上的黄金年龄,家庭负荷也日渐加重。除了孕育一个新生命之外,每天还会有无数工作任务和生活琐事,从她们身上夺取大量时间与能量。对这些高龄产妇来说,达到医学标准上好的生育状态非常不容易。

随着二孩解禁产生的高龄产妇,既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因为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或者不生,什么时候生,都是被政策影响甚至决定的。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曾表示,光放开二孩还不够,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但从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到施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仅仅相隔两年时间,社会资源和医疗资源要匹配一个新的生育政策尚需时日。相对个体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来讲,系统和机构的调整总是迟缓得多,但这些高龄妈妈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她们必须在自己的卵巢老化前,用意志和对新生命的热情,一关一关扛过高龄生育的艰难和危险。大部分时候,是以她们一个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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