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产去库存的目标未能实现，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前景亦柳暗花明；“土豪”沙特国王的亚洲行，已不只是单纯的能源出口公关，而是要寻求在新兴市场布局更多元化的投资项目，以实现低油价常态下的发展模式转轨。然而在法律体系僵化、就业压力巨大、政治风险尚存的背景下，转型计划收获的市场反响并不乐观。
镀金自动舷梯、镶金边斗篷、加长款迈巴赫S600轿车，40架飞机、1500名随员、500余吨行李，5个国家、数十项全面合作协议、超过800亿美元商业订单——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almanbinAbdulAziz）在2017年初春历时一个月的亚洲之行，当得起人们对中东“土豪”的心理期待。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国王一行造访东京时，关东地区的名牌轿车租赁行一度被一扫而空，以凑齐代表团所需的400辆豪车。在雅加达，印尼总统佐科威亲自执伞、冒雨搀扶萨勒曼的画面，更为舆论热议。
尽管在担任王储期间就有过出访中、日等国的经验，但萨勒曼的亚洲之行，在性质和规模上都带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新特征。首先，这不是一次由政治倾向、安全要素或者宗教亲缘关系主导的访问，尤其不属于利雅得当局熟悉的“巩固与西方传统友谊”的范畴，而是将亚洲视为有能力推动沙特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主要伙伴。此次出访的5个国家中，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靠近中东石油海运至东亚的头号交通枢纽马六甲海峡，皆有石化工业基础，因此被利雅得视为巩固既有能源版图，精炼本国出口原油、以向中日韩印等国做二次运输的中转站。中国和日本是沙特石油在亚洲最重要的两大消费国，短期内不会出现滑坡，又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能力和意愿，是利雅得正在筹备中的“2030年愿景”规划最有希望的合作者。在欧美政坛风云诡谲之际，将目光投向政治风险相对较小的亚洲，无疑是理智之举，也是沙特政权寻求平衡外交布局的表征。
其次，尽管与所到各国的领导人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会谈，但这并不是一次以政治为主题的访问，甚至远不局限于沙特传统的优势领域能源出口。在日本，国王会见了软银株式会社（SoftBankGroup）创始人孙正义，确认将在5年内向后者发起的“软银愿景基金”注资至少450亿美元，以使这支总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成为未来15年里全球科技业的革命者。访华期间，国王曾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会面，还和中投、中石油高层进行了接触，以探索中资企业参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Aramco，以下简称沙特阿美）上市计划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港交所CEO李小加还公开呼吁“沙特阿美”将香港作为除新加坡、东京和伦敦以外的上市潜在候选地。换言之，所在国的政治倾向以及投资者的长期经验已不再是沙特政府寻找合作方的唯一尺度；只要长期前景看好，素来保守持重的沙特王室并不惮于示好科技新贵。这无疑是意味深长的新变化。
但只有将这些新特征和另一次不那么招摇的出访结合起来审视，才能洞察利雅得当局的真实用心。3月14日，就在萨勒曼国王从东京飞往北京前一天，他31岁的八儿子，副王储、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叙利亚和也门局势、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中东安全问题与美方交换了意见。尽管此次会晤并未明确涉及敏感的伊朗问题，但相较奥巴马最后一年任期内双边关系的恶化，已是明显的“止损”之举。在美国页岩油生产商攻势不减、OPEC的限产措施未能有效拉动油价回升的背景下，利雅得当局依旧选择与美方修复关系，足见国王父子无意改变既有的政治和安全立场。一面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同盟，一面在东方寻求新的经济支点，才是这场未雨绸缪的亚洲之行的动机。
但看似安全的两面下注之举，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土豪”欲以拥抱高科技和开放市场实现转型，但独特的法律体系、瑕疵明显的基础设施和缺乏本土高端人才的现状都将影响投资者的信心，继而给雄心勃勃的“2030年愿景”制造障碍。为了尽快扭转低油价带来的财政紧张，国王父子不得不将投资布局多样化、削减开支以及吸引外国企业进军中东这三项重大举措同步进行，同时继续在叙利亚和也门进行所费不赀的安全投入，从而势必在短期内积累大量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沙特的国内政局远非铁板一块——除去青年人口持续增长而就业不足等结构性隐患外，理论上仅是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依旧面临其堂兄纳伊夫王储的竞争，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挫败都可能被用来打击小萨勒曼的声望。成则一荣俱荣，败则万劫不复，毫无转圜的余地：这或许是整出“土豪”转型的大戏中最具张力的部分，也是最不可预测的情节。
来自盟友的竞争
2月27日，在萨勒曼国王开启亚洲之旅的第一天，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收于每桶55.86美元，相较一年前的低谷虽然反弹了近40%，但远未达到利雅得当局预期的理想值。而在3月19日国王返回沙特的同一天，布伦特油价已经跌落至每桶51.76美元，距离50美元的心理线仅剩咫尺之距。其中仅3月8日一天，单桶油价即跌去2.82美元，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大跌幅，也明白地显示了OPEC的限产措施效果并不理想。
自去年5月年高德劭的“大师”纳伊米被解除石油大臣一职后，他的继任者法利赫以及幕后推手萨勒曼副王储就着手推动OPEC成员国与俄罗斯签署一致减产协议，以将原油市场的库存量压低到最近5年的均值线以下，通过减少供给来推高价格。2016年11月30日，减产协议在维也纳正式达成：OPEC承诺将在2017年的前6个月里日均减产120万桶，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也承诺减产60万桶，以使油价首先回升到每桶50美元以上，再在60至70美元的区间取得稳定值；若前半年的减产未能达到预期效果，OPEC尚保留进一步减产6个月的权利。鉴于缔约各国掌握着全球原油市场50%以上的供应额，按照以往经验，限产一个月即可将油价托高1/3以上。利雅得当局还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充当OPEC“安全阀”的做法，率先将日均产量由1046万桶超额降低至948万桶，以等待启动减产较晚的伊拉克、伊朗等国履行协议条款。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油价仅仅在减产协议公布之后的三个星期里上涨了近20%，随后就在50至55美元的区间内反复高频波动。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7年2月底，仅经合组织35个成员国（不含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原油库存就高达30.25亿桶，超过预期的5年库存均值线整整2.97亿桶，其中美国的库存量还在持续上升中。要达成在6月底第一阶段减产截止日之前消耗将近3亿桶库存的目标，OPEC必须将现有的减产额度进一步上调至日均300万桶，但这是外汇储备流失严重的沙特无论如何都不愿承担的。去年12月底，法利赫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半年减产期足以达成去库存的目标”，“50美元线仅仅是最低目标”，如今他不得不黯然承认：必须将减产进一步延长至2017年底，方能检验出实际效果。
显然，问题不是出在OPEC成员国或俄罗斯，而是来自原油市场“半壁江山”的另一端——美国和加拿大。与中东石油巨头逐步封闭过剩钻井、裁减员工的趋势不同，北美页岩油生产商计划在2017年对开采部门增加25%的投资，以将现有产能继续增加三成；而全美页岩油钻机数量在过去9个月里翻了整整一番，上升至600余台，仅得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东部二叠纪盆地（PermianBasin）板块的日均产量就比4年前净增了6倍。沙特和俄罗斯以减产为武器托高油价均值，反过来刺激了逐利的美国厂商继续增加开采和出口额度；辛辛苦苦打压的库存总量很快被来自北美的增产份额所抵消，甚至反过来挤占了中东出口国的利润空间。
“大师”纳伊米在2016年初曾经以长者的口吻教训美国生产商：“你们的开采成本无法承受长期低油价的压力，要么继续借债，要么破产走人。”这番高论在页岩油繁荣泡沫初现的2015年尚有些许道理，但随着100余家缺少融资手段、规模产能不足的中小厂商在2015年相继破产，剩余的入场者在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有能力在不低于每桶35美元的油价区间内持续获得盈利。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美国本土原油日均产量在2017年预计将突破900万桶大关，与沙特现有的开采能力差距已不明显；而联邦信息管理局（EIA）在3月初更预测2018年全美原油产量将进一步上升至973万桶，超过1970年创造的历史纪录——构成油价高企心理动因的“哈伯特顶点”理论认为，假定全球原油产量将在某一时刻达到顶点，随后油田创造的利润将逐步为增长的成本所超越，最终使石油开采彻底枯竭。而顶点理论在美国的印证，便是本土原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之后将不可抑制地下滑。然而页岩油开采的异常火爆即将打破这一神话——倘若北美地区新增的原油产量仍处在上升区间，单凭OPEC和俄罗斯杯水车薪般的减产根本不足以左右整个市场。
对利雅得当局来说，这是一种将彻底改写双边关系的新变化。1945年伊本·沙特国王与罗斯福总统达成著名的“情人节协议”之后，沙特政权和美国形成了基于利益交换的同盟：前者承诺以合理的价格向美国长期提供原油输送，后者则要在横贯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线两侧建立空军基地、保护沙特免遭伊朗和苏联的袭击，并向其出口自卫武器。即使是在美国政府怀疑沙特深度卷入“9·11”事件的21世纪初，这种同盟关系也未曾中断，如今却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而分崩离析——美国不再依赖沙特的原油进口，意味着可以相应卸脱在中东的安全义务，并让昔日的盟友自行担负安全风险。这对高枕无忧了70年的沙特王室显然是晴天霹雳。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7月主动与伊朗缔结核协议，已经使利雅得当局感受到了被抛弃的风险。由于协议并未对德黑兰在不涉及核项目的安全问题上的行动做出约束，在2016年的也门和叙利亚战局中，沙特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伊朗的压力，时时担忧会被也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这个“什叶派新月”所包围。尽管随着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局势，以莫斯科为中间人的沙、伊两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了基本默契，但新的变数又开始涌现——美国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同样对沙特抱有不满，曾屡次谴责亿万身家的利雅得当局没有就近设置收容营、安置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外逃的难民，却让他们流向北美和西欧，纯属不负责任。
在整个武装力量的军火供给和训练依然高度依赖美国的背景下，萨勒曼父子做出了多手准备。一方面，副王储在今年初陆续会见了洛克希德·马丁等美国军工企业的代表，并在访美期间重点拜会了新任参联会主席、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主管官员，承诺会继续采购美制武器装备，并配合美国打击中东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小萨勒曼也承诺将吸收陶氏化学等美国本土企业和华尔街金融力量参与“2030年愿景”的布局，以呼应特朗普关于制造业内迁的口号。与此同时，重点规划“东进”的国王本人则着手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除去经济项目外，还和中国签下了购进300架用于反恐任务的“彩虹”4型无人机及其生产线的大合同。尽管短期内沙特与美国间的外交关系尚无急剧恶化的可能，但在两国的经济利益已经形成事实对立的背景下，利雅得显然希望在东方找到更多经济和安全“合伙人”，这也构成了此次亚洲之行的最重要主题。
萨勒曼王子的雄心
在亚洲之行期间，“2030年愿景”（Vision2030）这一概念曾被萨勒曼国王反复提及。3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先发布了旨在推进双边合作的“日本―沙特2030年愿景”，承诺将协助利雅得当局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制造业、医疗和电子科技企业入驻，三菱东京UFJ、瑞穗和三井住友三大银行也将与沙特经济发展委员会建立常态信息交流机制，以为日本企业进军阿拉伯半岛提供资金和服务支持。在沙特与中国签署的14项、总金额达650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和意向书中，也包含有住房和公路基建、电力和通讯网络建设、医疗器械生产、汽车和电子制品组装、核反应堆论证、航天工业等非能源项目，与“2030年愿景”的需求直接挂钩。这项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和开发计划，正在成为利雅得吸引合作者的新名片。
然而至少在出台之初，这并不是一张经过仔细思量的蓝图。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登基后，小萨勒曼副王储成为负责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实权人物，他雇用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穆罕默德·阿尔－谢赫作为首席顾问，专门调查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在2003～2014年的“石油牛市”期间，沙特所有的政府预算都是按照油价不低于每桶80美元的心理预期规划的，单月平均开支高达300亿美元；至少有1/4的资金被毫无效率的国企和种种铺张的仪式白白浪费掉了，还须拿出大笔现金贴补国民的用水、电力和汽油开销。只要这种状态继续维持22个月，而油价依旧在50美元以下的低位徘徊，沙特的国家财政就会彻底破产！
如此强烈的刺激之下，副王储几乎不假思索地认定：完全以油价为依托的高支出、高福利、低效率发展模式已无法维持，必须立即提出全新的改革方案。2015年底，他以上千万美元的价格邀请麦肯锡咨询公司为沙特起草名为《石油之后》的长期经济转型方案，并在2016年4月以“2030年愿景”为标题公之于众。方案的主要细节包括：（1）在2018年，将全球资产估值最高的单一企业沙特阿美不超过5%的股份在海外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所得收入将注入本国主权财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通过对沙特阿美、国家通信公司等大型国企进行程度不一的私有化，PIF的资产规模将增加至2万亿美元以上；沙特政府计划利用这笔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以使国家财政在能源收入之外还能获得年均1000亿美元的稳定进账；（2）开放旅游签证申请，在历史文化古迹、海滨等地区打造针对本国普通国民以及海外非穆斯林游客的特色旅游区，并允许外国人在沙特购买不动产；（3）逐步开放能源服务、公共设施运营等目前的政府专营行业，鼓励国民创办中小企业，最终使全国经济活动的35%完全由本地私营企业来运行；（4）允许外国资本进入石化产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为其提供注册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5）允许女性单独外出和驾车旅行，强化国内职业教育，将失业率由目前的11.7%逐步降低至7%以下；（6）逐步取消对成品油、供水和电力的价格补贴，强迫大批坐享巨额补贴却抗拒就业的本地人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以降低对外籍劳工的依赖；（7）在高度封闭的军队、警察系统和政府内部进行大规模反腐，并集中提升军工系统的自给程度和运转效率。
没有人怀疑副王储的雄心和魄力，但所有严肃的分析师都清楚：这些恢弘的计划和构想只有一项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那就是“沙特阿美”的IPO。在国王的亚洲之行期间，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都对这一项目表示了兴趣，并签署了开展合作的意向协议。萨勒曼副王储乐观地估计，“沙特阿美”的总估值有望达到2万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的判断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伍德·麦肯齐能源咨询集团的最悲观估计是4000亿美元——如此一来，即使是5%非关键股份（不包含采油部门）的IPO也可以募集到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加上PIF现有的1600亿美元资产和即将由外汇储备中转拨的270亿美元，沙特人入场不早，资金规模却不脱“土豪”本色。
或许是为了尽快证明以投资代替石油的收入增长策略足够明智，2017年的PIF一头扎进了成熟基金持观望态度的科技产业，与互联网新贵们打得火热。除去亚洲行期间与软银方面达成的450亿美元愿景资金协议外，PIF还向租车企业优步（Uber）投资35亿美元，并和迪拜地产大亨穆罕默德·阿拉巴联手建立了一家本土电商网站Noon.com。资深商业咨询顾问斯文·贝伦特不禁质问，沙特人究竟对自己的投资领域了解多少——资产规模为7920亿美元的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拥有1700名雇员，而利雅得当局用于管理近2000亿美元规模的PIF的专业人士只有130人，这还是在2016年一次性招募了近70名基金经理的结果。萨勒曼副王储和他的左右手们依然在用原始的跟进热点、为资深投资银行家举办晚宴以及向各国政府部门咨询等粗糙的办法寻找投资项目；在亚洲之行期间，PIF的代表也和中日等国商界领袖频频密谈，但细节并未披露。
指望一只手握巨款却缺乏管理能力和投资规划的主权财富基金在短短一两年的扩张中就能获得稳定的利润，显然是异想天开。在这方面，OPEC成员国中已经有了太多的前车之鉴：2008年，初出茅庐的利比亚投资局曾经将3.2亿美元的石油出口收入投到高盛集团大力推荐的花旗银行和法国电力集团的股票交易中，稍后又将接近2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银行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批交易累计亏损了12亿美元，就连经验丰富的阿布扎比投资局也不能幸免。PIF的情况与之极为类似——由于极度缺乏经验，又急于完成在3年内将全部资产的50%投入海外市场的目标（目前是5%），他们在投资行业的选取方面极度依赖海外合作者，同时却又有着过高的心理预期。这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市场绝不是值得赞赏的美德。
但无论如何，开弓没有回头箭。自2016年春天开始，“2030年愿景”中削减开支的措施已经开始着手实施：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补贴相继被取消，政府雇员的年终特别奖金被停发，内阁大臣们也宣布放弃20%的薪水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油价在2016年12月回升到每桶50美元以上之后，数千亿外汇储备快速蒸发的困境得到了部分缓解，但最终结果依然取决于萨勒曼副王储的“中东版撒切尔计划”能否在短期内产生效果——投入互联网行业的巨额资金能否获得相应的回报，“2030年愿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能否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日本牵头开发的经济特区推进成效又如何。因为对高调张扬、树敌甚多的副王储来说，庞大的转轨计划不仅是一幅经济蓝图，也是他本人能否积累起足够的政治资本从而角逐王位继承权的关键。资深能源问题专家、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尼克·巴特勒不禁慨叹：“这位副王储属于那种可以让莎士比亚写出一部伟大悲剧的人物……他根本不知道完全实施计划里的所有举措要遭遇多大的阻力。”
沙中行船人
在半岛西北部麦地那省的玛甸沙勒（Mada’inSaleh）古城遗址附近，高级旅馆花园中的观赏用孔雀、为咖啡馆提供鲜奶的牛群和建筑工人住宿用的帐篷乱糟糟地挤在绿洲的一个角落。在“2030年愿景”的实施细则中，此地将被开发成一处特色度假村，并且已经在英国旅行社推出了单价6000美元的观光套餐。沙特政府计划投资至少1亿美元用于古城遗址主题公园的开发，另外12亿美元则用于海滨度假村、利雅得知名建筑以及其他历史文化景点的接待和运营。萨勒曼副王储的用意是吸引除1800万朝觐者以外的海外富裕观光客，但他好像选择性遗忘了，沙特尚未放开旅游签证的申请，对非穆斯林游客的娱乐和生活习惯也没有迁就的打算。
被孔雀、奶牛和帐篷塞满的玛甸沙勒，正是经济转轨方兴未艾的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缩影。习惯了大包大揽的政府依旧以为，可以通过快速投资和强制性措施迅速改变国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却不认为大批拒绝就业的青年人口本身构成了对现任政权的软性抵制，并且可能孕育出危险的动荡因素。从1994到2002年，沙特全国人口由700万急剧增加到1700万，随后在12年里又翻了将近一番，达到3000万以上的规模，并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继续增长。目前，有40%的沙特人口在15周岁以下，青年男子的失业率超过40%。就业已经饱和的国有企业无法吸纳如此之多的劳动力，私营企业则宁可雇用廉价的外籍劳工：后者不仅比本国人要求更低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而且比常年研习伊斯兰教法的沙特青年具备更强的专业技能。假如这种状况继续维持5到10年，沙特社会内部矛盾的尖锐程度将和内战爆发前的叙利亚、伊拉克别无二致。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咎由自取。开国战争期间，伊本·沙特国王曾借助伊斯兰教逊尼派中的分支瓦哈比派（Wahhabism）来完成其统一事业；该教派鼓吹苦修，主张废除对圣贤、圣陵、圣物的崇拜，反对吸烟、饮酒、赌博、歌舞，禁止华丽服装和金银珠宝，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被视作异端。为巩固起家的正当性资本，伊本·沙特对瓦哈比派进行了类似英国国教的改造，通过给予宗教警察“穆塔瓦”以极大的自主权，来换取宗教界对王室的支持。这种政教合流、各取所需的模式使得沙特君主维持了超过80年的绝对权力，可以依据古老的伊斯兰教法（Sharia）来治理国家；但也使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决策流程科学化的改造变得困难重重。可以说，恰恰是王室的长期诱导和高压政策导致国民成为缺乏现代法律和科学知识的“非工作者”，政府依靠出售石油获得的巨额资金贴补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其服从于教法、免于滋生事端。但一旦取消福利政策，又强迫专业技能不足的年轻人从事低端体力劳动，不满情绪将立即滋长起来。
在历史上，沙特王室领导的部落武装从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内志（Nejd）沙漠出发，征服了东部由麦加圣裔长哈希姆家族统治的汉志王国（Hejaz），完成了统一半岛的事业。为了压制沿海地区的离心力，政府通过高速公路网、短途航线和警察系统将汉志与内志捆绑在一起，并对一切存在颠覆特质的政治和宗教团体采取“礼送出境”的态度。从穆斯林兄弟会到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从“伊斯兰国”到“黎凡特征服者阵线”，利雅得当局对一切极端势力都持暧昧的纵容态度，只要其不在沙特本土滋事，甚至有意识地资助和鼓励其在其他国家生根繁衍。在这种以邻为壑、毫无全局观念的政策驱动下，利雅得当局不仅丧失了成为本地区政治―经济共同体领导者的可能性，而且被普遍视为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同路人，犹如沙中行船，步履维艰。
“土豪”伊本·沙特家族是孤独的。除去正在缩水的石油财富可以购买的“友谊”，沙特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盟友。因此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陷入微妙之际，萨勒曼父子只能转向仍有能源消费和资本输出需求的亚洲，以一幅前途未卜的蓝图吸引中日等国的关注。
伊本·沙特家族又是脆弱的。在萨勒曼国王造访马来西亚期间，当地警方破获了一起7名也门公民企图袭击国王座驾的阴谋；原定在归国途中顺道造访度假胜地马尔代夫的计划，则因当地民众的抗议被迫取消。投资银行和私募基金巨头渴望从数千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和IPO项目中分一杯羹，但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好转轨计划的长期前途——沙特依旧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漫长的也门战争，以波折不断的减产去抵消美国页岩油库存的增长，指望某个突然事件意外地撬动油价。
而自1932年延续至今的“兄终弟及”继承模式，在年过八旬的萨勒曼国王去世之后，也终将走到尽头。无论是纳伊夫王储还是小萨勒曼副王储成为至尊之位的继承者，都将面临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压力。而在那之前，他们恐怕还须经历一场内部竞争——纳伊夫拥有情报和外交系统官僚的支持，小萨勒曼的命运则完全取决于“2030年愿景”的实施成效。尼克·巴特勒悲观地断言：“以副王储为主角的那部莎士比亚式戏剧，多半无法以光明的结局收场。”但愿这次兴师动众的亚洲行，不会终结于中东另一场难以收梢的动荡。
文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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