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菲尼迪酒驾案”专访:陈家娇妻的替夫赎罪苦旅-演不完世间百态,道不尽芸芸众生——生活故事,社会故事,悲欢离合!
2010年5月9日凌晨5时35分,陈家酒后超速驾驶“英菲尼迪”牌轿车,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猛烈撞上前方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陈伟宁驾驶的“菲亚特”轿车,后又撞到正常拐弯的639路公交车左前侧……事故造成陈伟宁及其女儿经救治无效,分别于5月10日、5月19日死亡,陈伟宁的妻子王辉经鉴定为重伤。此案一时轰动全国!
2011年5月17日上午,“英菲尼迪酒驾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陈家被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受害人家属提出607.8万元民事赔偿要求。5月17日下午,当事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庭外和解。5月20日上午,此案一审宣判被告人陈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66万余元。
人们对受害人深表同情,对酒驾肇事者深恶痛绝。网友们也议论纷纷:肇事者年纪轻轻就开着豪车,肯定是一个富二代。然而,经本刊深入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肇事者陈家其实只是一名普通的北漂。5年前,任时尚舞编导的他来到北京,凭着自己的努力,事业渐有起色,并与四川女孩谢丹喜结连理。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因那场“酒驾”而毁灭:酒驾不但葬送了陈家的大好前程,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尤其是陈家的妻子谢丹,一年来,为了赔付受害人高额的医疗费,她四处举债,身心俱疲。
2011年5月25日,谢丹向本刊特约记者讲述了她和丈夫陈家在北京的打拼经历,以及发生车祸这一年来,她不堪回首的替夫赎罪苦旅——
打拼北京
我的家曾经也充满希望
我叫谢丹,1986年出生在四川成都边的一个小县城。15岁那年,我到北京一所艺校学习舞蹈。2005年毕业后,我和北京一家演艺公司签订了演出合约,从此开始了随团在各地巡演的漂泊生活。2006年3月,在一次大型演出前的舞蹈排练中,我与陈家相识了——他是团队外聘的编舞师,见到他的第一眼,我便被他吸引了:他体型健美,目光炯炯有神,对我们的指导细致入微……
演出结束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大我6岁,1979年出生于湖南常德津市,他母亲于2004年因病去世,父亲是当地卫生防疫站的技师,他还有一个小他9岁,刚到北京上大学的弟弟。和我一样,因为喜欢舞蹈,不到20岁的他到大连一所舞蹈学校学习,毕业后四处表演奔波。2001年,陈家去了深圳,给一些夜总会编舞或是给一些大型演出排舞。2005年底,陈家因为排演音乐剧《雪狼湖》,从深圳来到北京。到北京后,他发现这里的舞台更大,于是决定留在北京发展……
2008年,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因为陈家编舞能力强,人脉广,很多大单被他拿下,事业发展得越来越顺,钱也赚得比以前多,情况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二三万元的收入。
一天,陈家带我来到位于朝阳区东四环的一个小区,“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陈家的表情里透着神秘和得意。随后,他拉着我走进一栋楼里,坐电梯上楼,在一户门前停下,然后掏出钥匙打开门。“小妞,喜欢这套房子吗?”我当时惊呆了:房子差不多有近100平米,一共二室加一个带着飘窗的大客厅……我问:“这是谁家的房子?”“是我们的!”陈家激动地说。原来,陈家两年前将几年来积攒的50万元交了首付,按揭买下了这套房子。“今后,我们就在这儿过幸福的小日子,好不好?”我的眼泪刷地掉下来,陈家紧紧抱住了我……
2008年秋天,陈家一边着手装修房子,一边筹备自己的舞蹈工作室,忙得不亦乐乎。2009年初,他在朝阳区某居民小区租了套两室一厅,“N+舞”工作室正式成立,旗下有10多个成员,陈家既是负责人,又兼任编舞、教练、经纪人,必要时,还亲自上阵跳舞。半年后,房子装修完工,看着漂亮温馨的新居,我激动地想,我在北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2009年10月17日,我们回陈家的老家举行了婚礼。仪式上,他唱了一首《我愿意为你》……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婚后,陈家像以往一样忙碌,工作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断档,为了工作,他甚至有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的时候……
一天晚上,陈家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对我说:“我趴在桌上睡5分钟,你就把我叫醒。”可是,看他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半小时后才叫醒他。陈家一看时间就发火了:“不是说好睡5分钟就叫我吗?”我说:“不要这么拼命好吗?你这个样子让我很心疼。”陈家说:“小妞,我们不是一直梦想买一辆车吗?不拼命怎么行啊!”
2009年底,我们的账户上又有了一笔可观的存款,陈家带着我到处看车,最后看中了一款英菲尼迪牌轿车。我们用手中的存款付了首付,然后向银行贷款……2010年初的一个傍晚,陈家给我打电话,“小妞,快下楼,给你一个惊喜!”我匆匆下楼,看见陈家正坐在一辆黑车的小轿车里——这正是我们之前看中的那辆车。陈家向我打了一个手势,“小妞,快上车,我带你去兜风。”
夜晚的北京,灯火璀璨,陈家一边开车一边说:“小妞,我们终于实现了有房有车的梦想!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我们将来的宝宝多赚钱!”车子在四环路上飞奔,望着车窗外旖旎的夜色,我感到幸福得有些晕眩……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几个月后,就是这辆车,载着我和陈家坠入了无底的深渊……
丈夫醉驾入狱
柔弱妻子替夫还债
2010年5月8日,我正在外地演出。晚上10点,陈家打来电话,“今天团队里一个成员过生日,约我和几个朋友晚上去酒吧庆祝一下。”我嘱咐他:“那你别喝太多酒哦!”
5月9日早上7点,我还在睡觉,手机响了:“你好,这里是北京朝阳交通支队,你爱人陈家酒后驾车撞了人,你尽快赶过来。”我蹭地从床上坐起来——怎么会?昨天一切不都还是好好的吗?……当天下午,我赶紧乘飞机回到北京。当晚6点,在交通支队一个昏暗的房间里,我看到了陈家:他坐在椅子上,戴着手铐,身体缩成一团,头无力地低垂着……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以前的陈家,是多么精神、多么阳光,怎么一下子成了这般模样?
我走过去,轻轻抚摸了一下他的头,陈家木然地抬起头,怯生生地看着我,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说了句“对不起”,眼泪就流了下来。我的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他对我说:“银行卡在你那儿,对方有什么需要,你帮我去做。”随后,交警对我说:“对方三个人现在都生命垂危,赶快去医院垫付医药费吧。”
走出交通支队,我到银行取款机上按几张银行卡的最高限额取了共计3万元钱之后,赶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因为身体一直不停发抖,我连路都走不稳了,幸亏一个朋友及时赶到,搀扶着我进了医院。在医院,我最先见到的是受害者陈伟宁的大姐,我深深地鞠躬,“对不起!对不起!”陈伟宁的大姐当时已经哭得快虚脱了,她一摆手,“我不想看见你们。”
受害者有三个人:陈伟宁、陈伟宁的妻子王辉、他们的女儿珠珠,分别被送进三家医院:朝阳医院、天坛医院、301武警医院。跑完三家医院后,我又返回到交通支队。
陈家仍然在置留室里待着,因为不能同处一室,我只能坐在门口的地上陪着他。一些朋友赶了过来,给我们买了面包和水。我和陈家都吃不下,但为了不让对方担心,都强忍着眼泪,我吃一口,陈家吃一口……回到家,已是凌晨3点多,我毫无睡意,一直坐在床头哭……
从接到交通支队的电话那刻起,我便一直祈祷受伤的三个人最后会没事出院,但接下来的几天内,陆续听到受害人或宣告脑死亡,或重伤不醒的消息,前所未有的压力劈头盖脸地向我袭来——
几天过去,我已经向医院交了近10万元医药费。出事后的第10天,我接到交通支队打来的电话,说陈伟宁和女儿珠珠不治身亡,让我马上带10万元丧葬费去交通支队。于是,我将剩下的10万元从银行取出来往交通支队赶。到了交通支队,对方家属已经等在那里,见到我,他们情绪很激动,“我要你血债血偿!”陈伟宁的一个哥哥情绪失控,想冲过来打我,所幸被其他亲友拦住。
20万元的存款全部用光了,但事故的唯一幸存者王辉还在重症监护室,每天都需要巨额的医药费。我该怎么办?那几天,我整日以泪洗面。有时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哭一会儿停一会儿。朋友们劝我,你这样下去可不行!我想,是啊,无论如何我都得打起精神,替陈家还债,否则,陈家就更没有希望出来了。于是,我考虑把房子卖掉。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一个好友时,她劝我:“别傻了,卖掉这套房子你就一无所有了,除此之外,你还要背负巨额的债务。”其实,我也舍不得卖房子,毕竟,这是我跟陈家共同的家,里面承载着我们太多的回忆。
这时,公公赶到北京,将东挪西借凑的2万余元交到我手上,“孩子,我们陈家对不住你,让你受苦了!”看着公公老泪纵横的脸,我难过极了。犹豫再三,我将电话打给我的父母。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和父母一直有隔阂——当初我与陈家结婚,父母就极力反对:一个跳舞的,生活来源不稳定,对感情也不会忠贞……在电话里,我对着妈妈号啕大哭:“妈,都赔了那么多钱了,我们再没有钱了!”血浓于水,妈妈也哭了,“孩子,你别哭坏了身子,妈帮你想办法!”几天后,妈妈也凑了十几万元汇给我。
不到一个月,十几万元又花光了。我心急如焚,只好硬着头皮,用我和陈家的手机给朋友们群发短信,向朋友们求助,朋友们都伸出了援手,少则一两千,多则五千一万,陈家的一些铁哥们,尤其是当晚出事前与他在一起的几个朋友,都分别带钱过来,少则一万,多则二三万,令我感激涕零。然而,朋友的帮助对巨额的医疗费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经常是上一笔催款还没筹齐,下一笔催款又来了。
有一次,医院的催款电话又打来了,6万!这么大一笔钱,去找谁借呢?我想起陈家之前交往过的一个小老板,于是打电话向他求助,他爽快地约我见面。见面后,他对我说:“我可以帮你,但你怎么报答我?”我说:“我一定会尽快还给您。”他却说:“钱可以不用还,我们深入交往一下如何?”我一听就明白过来,“你这样做,不怕陈家出来后揍你?”他笑着说:“他犯了这么大的事,这辈子恐怕都出不来了……”我气得一杯水泼向他,愤然离去。
一路上,催款电话不停地打过来,我疯狂地打电话四处求助,终于有朋友说可以借给我2万。拿到钱后,我火速送到医院。从医院出来时,我突然想起还有一场重要的演出。一看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我急得在路上狂奔。在下地铁楼梯时,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重重地摔在楼梯上,膝盖上全是血。我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那天的演出也因此耽误了,500元演出费泡汤了不说,还遭到对方一顿痛斥。
酒驾通往地狱
替夫赎罪之路何其艰难
我一边筹钱,一边拼命接活。因为过度劳累,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有一次,我练舞时突然晕倒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一个姐妹陪在我身边,“丹丹,其实你不用这么累,实在不行,你就和陈家离婚吧!”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其实,我也曾想过一走了之,然而我又想,我是他最亲近、最信赖的人,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他,岂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吗?
自从陈家出事那天见过他一面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常常想,他在里面吃得好吗?会没会挨打?他在里面关着一定度日如年……想到这些,我就心如刀绞,不停地在心里骂他: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为什么要酒后开车……我让陈家的律师给陈家带信:你要挺住,我在外面会努力帮你还债,用行动换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律师告诉我,陈家看见我写的信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妞,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在先后十几次交到医院60多万元医疗费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告诫我:还会有更大金额的赔偿金等着我。
我想,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卖房子了。2010年7月中旬,我一方面开始着手办理卖房的相关事宜,一方面在陈家的工作室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和一个女友合住。同时,我接手了陈家留下的工作室。
2010年8月,陈伟宁和女儿珠珠入葬,王辉的身体逐渐康复,从301医院转到德尔康尼骨科医院做康复治疗,事故的赔偿事宜纳入日程之中。
在谈赔偿数目前,我第一次见到了王辉——在此之前,我也曾想过要去医院看王辉,当面表达自己的歉意,但因为一直害怕王辉看到我后会情绪激动,于是一直等到王辉进入康复治疗阶段后,我才鼓足勇气去见她。
8月10日,我买了鲜花和水果,到德尔康尼康复医院看望王辉。虽然在去之前我就跟王辉通过电话,但一路上心里还是充满忐忑,我在王辉的病房前久久徘徊,终于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房门。令我惊讶的是,王辉看见我后,脸上虽然没有笑意,但表情平静温和。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王辉姐,我代表陈家向你赔罪!”王辉沉默片刻后说:“这不关你的事,是陈家自己的事,你还是挺能担当的!”王辉的回应让我非常感动。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被王辉的惨状震惊了:她的左小腿固定着一排钢钉,脚踝附近到处是疤痕,皮肤都是一块一块的,脖子上还有一道伤疤……我不忍再往下看,不停地向王辉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那天,我们说了大半天话,说到伤心处,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此后,我隔段时间就会去看王辉或是跟她通电话,了解她身体的恢复情况。每次,王辉都会安慰我。我被她的善良和大度所感动,更觉得自己应该加大力度,为陈家偿还这份钱债和心债。
2010年9月,双方进入赔偿事宜的谈判程序。第一次,谈判在建外SOHO一个咖啡厅包间里进行。当天王辉因为要治疗,没有参与。与我同住的女友陪我一同前往,面对对方包括三名律师在内的十几个人,我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不停地哭。当对方提出1000万元的赔偿时,我完全傻了!
接下来的谈判都在电话里进行。对方认为我的态度诚恳,每次付医疗费也很及时,而且,在与王辉的交往中,王辉也了解了我四处筹钱的艰辛,觉得我挺不容易。最后,在王辉的参与下,赔偿数额由最开始的1000万渐渐减到600多万,后来又减到300多万。2010年10月,最后的数额出来了,赔付的总金额确定在360万左右。所有赔款必须在此案开庭前付清。达成协议后,我算了一笔账:半年来,我已经陆续向受害人支付了60余万元,加上房子(已被法院查封)可以卖170万,我还得筹借130万元。
接着,我又开始为这130万元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
2011年5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开庭审判,最终的判决结果中,300余万元赔款在我的预料之中,但陈家被判无期这个结果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审判结束后,陈家被法警扶着向外走,从我身边经过时,陈家停下脚步,久久地注视着我,目光里充满了愧疚和不舍……
一次酒驾,毁了王辉一家人,也毁了陈家,只剩下我一个人生不如死。回顾这一年来的痛苦经历,我曾无数次地怀疑自己是在做一个噩梦,梦醒了,就好了,可是,这个梦永远也醒不来……
我之所以愿意将这一年痛苦挣扎的经历向大家讲出来,目的并非是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也并非是为了替陈家开脱罪责,我只是想以我的切肤之疼提醒天下人:醉驾害死人,不仅会让受害者家破人亡,也会让醉驾者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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