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来一匣信笺，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相对拱揖，一旁题了如面谈三个大字。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恰说出了写信的用处。信原是写给你或 你们几个人看的；原是我对你或你们几个人的私人谈话，不过是笔谈罢了。对谈的人虽然亲疏不等，可是谈话总不能像是演说的样子，教听话的受不了。写信也不能像作论的样子，教看信的受不了，总得让看信的觉着信里的话是给自己说的才成。这在乎各等各样的口气。口气合式，才能够如面谈。但是写信究竟不是面谈；不但不像面谈时可以运用声调表情姿态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独白，没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谈难。写信要如面谈，比面谈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笔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种语言里，这种心思和技巧，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运用，渐渐的程式化。只要熟习了那些个程式，应用起来，如面谈倒也不见得怎样难。我们的文言信，就是久经程式化了的，写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若教他们写白话，倒不容易写成这样像信的信。《两般秋雨随笔》记着一个人给一个妇人写家信，那妇人要照她说的写，那人周章了半天，终归搁笔。他没法将她说的那些话写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样子的，白话信压根儿没有样子；那人也许觉得白话压根儿就不能用来写信。同样心理，测字先生代那些不识字的写信，也并不用白话；他们宁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来信无别之类。我们现在自然相信白话可以用来写信，而且有时也实行写白话信。但是常写白话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适之先生外，写给朋友的信，还是用文言的时候多，这只要翻翻现代书简一类书就会相信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文言信有现成的程式，白话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费劲，谁老有那么大工夫？文言至今还能苟偷懒，慢慢找出些白话应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语堂先生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说过：
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来确是很经济，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举的三句噜哩噜苏的白话，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译，未必是实在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来信收到了，感谢，对不起，对不起得很，用不着绕弯儿从文言直译。--若真有这样绕弯儿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测字先生！这几句白话似乎也是很现成，很经济的。字数比那几句相当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白话的字句组织与文言不同，它们其实是两种语言，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不当相提并论。白话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语，白话信却总该是越能合乎口语，才越能如面谈。这几个句子正是我们口头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来写白话信，我想是合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