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待了一个月，我没有做成县城人，以萝卜和红薯为代表的城乡差距标杆线变得来越模糊。那晚我们吃得很饱，阿芒笑着跟我说，老家连续遭遇两年欠收，这些食粮是他父母省吃三年才积攒下来的，无论是谁抢走了，他把小命拼了也要抢回来。我摸了摸外套衣兜里用红纸包裹的三百元零钱，总算理解了阿芒在包工头办公室的冲动。
房东看见我们衣衫褴褛，给了我们两瓶啤酒。我们从没喝过酒，吃过红薯后口渴难耐，咕咚下肚后突觉头昏眼花，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房门大开，便叫醒了还在打着呼噜的阿芒。阿芒第一反应便是布袋子，但遍寻房间未果，我昨晚挂在椅边的外套也不见了。
我们报了警。警方听说丢失的是一袋萝卜和红薯，朝我们轻蔑地笑了笑，说不予以立案。阿芒激动起来给了接案民警一个耳光，惹得那名胡子大汉青筋暴现，差点没把警枪掏了出来，幸好我大声喊了一句“我衣服里揣着的三百元和一千元工资也不见了”，才让警方息怒。
警方到旅馆将监控录像带回派出所调查，身无分文的我们只好哀求房东宽限，等到警方将金钱、萝卜和红薯追回来了再结账。房东也是心软的人，许是他自觉啤酒累事，也觉着是自己的旅馆安保条件有所欠缺，便让我们免费住了下来。
丢失布袋后的阿芒只剩下叼在嘴边、咬得短了一截的麦杆儿。我带着他到车站附近寻找新工作，一家湘菜馆将我们招了进去。我们每天收拾碗碟，端菜擦桌，不知不觉过了一个月，但警方那边还是毫无进展。也难怪，丢失的钱又不多，从农村来的你们又与他们结下梁子，哪会给予重视？湘菜馆老板听说我们的遭遇后，说的这句话让我们醍醐灌顶而又心生焦虑。
最按捺不住的还是阿芒，他开始每天都到派出所问询情况，接待他的仍是那个曾经挨过耳光的大汉民警。阿芒问不到情况，每天都在门口大哭大闹，终于惊动了派出所的所长和当地媒体。很快，盗贼被绳之于法，阿芒再次与那袋萝卜和红薯团聚了。
虽然布袋里的萝卜和红薯越吃越少，但无论是堂工还是送外卖，阿芒总会将布袋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大年廿八，支撑了我们近两个月伙食的萝卜和红薯终于吃完了。在湘菜馆近一个月的打工时间里，我和阿芒因乡里人的身份在县城里受尽歧视，阿芒甚至还因碰倒了一个酒杯而被四个发酒疯的胖子围殴，被骂作“牛屎郎”。事后他虽然获得了四百块医药费赔偿，但湘菜馆里总会隔三岔五地遇到类似的客人，阿芒深觉避无可避，只好向老板申请洗厕所。
春节我们没有回家，因为车票贵，工作忙。
我们抽空给家里人寄去了县城的腊肉，反倒在电话里被家里人骂了一通：自家腌制的腊肉都没尝过，将别的地方的腊肉寄回来是什么意思！
我忘记自己是怎么回应的，只是记得阿芒用右手食指将电话线绕得乱七八糟，带着哭腔在话筒里说了句：对不起，我错了。那天晚上，我醒来了三次，都发现阿芒没睡，而是在桌子上写着些什么，笔尖和木桌之间的摩擦声很凝重，像没了节奏的秒针一样，断断续续。
大年初七，阿芒告诉我要回家一趟。当时湘菜馆老板还没给我们算工资，又刚缴清房租，我劝阿芒节后再存钱回家，不要与其他人一道挤春运。阿芒表现出罕见的倔强，说哪怕是借钱，也要回家一趟。我没辙，只好将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但只够支付一个人的路费。阿芒说了声谢谢，就出门买车票了。搭上客车后，他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回到家会给我报平安，还会替我给家里人问好，叫我不用担心。
那天我没有收到阿芒到家后的报平安短信。
电视新闻上说，阿芒乘坐的那辆客车翻下了山沟，车上60人全部遇难。警方查实，肇事客车核载40人，超载运行的客车因雨天路滑于拐弯处失去平衡酿成悲剧。
那天晚上，老爸老妈到村长家给我电话，叫我回家，语气特别沮丧。在电话那头，我还能听到阿芒父母几近窒息的哭喊声。
第二天早上雨脚没有停歇，我问湘菜馆老板借钱买了车票，坐上了早班车。回家途中的蜿蜒山路很崎岖，山的那头弥漫着腾腾雾气，小雨点淅淅沥沥拍打在车窗上。尽管客车不断绕着弯前进，但对于阿芒来说，那座山成了永远翻越不成的障碍，成了永远抵达不了的家乡。
阿芒那晚写的信在事故后三天被邮差送到家里，他的妈妈读着读着就晕厥在地。
我将她背到村里的保健室，路上她的手仍紧紧握着信纸。医生给她输了液，她才逐渐恢复意识，情绪也稳定了下来。她没有责怪我，而是默默地将信件递给了我，独自擦泪。
信里只有三行字，除去开头和落款，正文只有“儿子还是觉得家里好啊”十个字，阿芒却写了一个通宵。
“良哥，我们离乡背井闯县城，受多少苦、掉多少汗水没有关系，但心里头少了些乡愁可撑不下去啊。”这时候我想起在县城的一个晚上，在湘菜馆打烊后，我和阿芒偷偷地喝了酒。可能是生怕再次因醉得祸，阿芒将变瘪了的布袋斜系在身上，笑声很是响亮。
我定了定醉眼，那个布袋宛如当年江户落魄武士不舍得丢掉的武士刀，那份心底的自尊还在闪闪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