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的脸在灯光下稍微红了一下，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不知什么时候，煤油灯突然熄了。大家围着残席还不肯散去，主人已经没有煤油添了，当时的煤油是凭煤油票购买的。正在为难之际，只听得有人叫了一声：没关系！我这里有手电筒。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一根长长的细木棍横在两边的泥巴墙上，在高于桌面的木棍上系牢手电筒，固定好手电筒的开关，一道明亮的光柱倾斜而下，大家又口无遮拦地大声说笑起来。
过了几天，县组织部门来了两个人，找我们夫妻谈话，叫我们不要对政府心怀怨恨，我们还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只是政府对我们宽大，不再追究而已。对我们的处理意见是，恢复城镇户口，就地安排合适的工作。
只要恢复人身自由就行，我们还奢求什么呢？我言不由衷地编起很多肉麻的客套话，什么感谢政府的宽大呀！给广大革命群众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呀！自己都听着别扭。
第二年的春天，当桃花开满了我们草屋前后的坑坑洼洼时，长沙市政府来人了。除了宣布给我们彻底平反外，还正式接我们回原单位报到上班。
消息一出，全生产队轰动。扶老携幼的乡亲们挤满了我们的小屋，真诚地祝愿我们迎来了这显然有些迟到的春天。原来革委会的周主任站在门口，向屋里张望着没有进来，我看见后，走过去紧握着他的手说：
这么多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感谢你了。
当年靠造反起家，现在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的周主任，红着脸低声说：
那时候太幼稚了，使你们夫妻遭了不少罪。
我真诚地对他说：
我们都是因为浮躁吃亏，吸取教训吧！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当我们随着装行李的卡车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草屋的时候，我喉咙里好像塞了什么东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向送行的人们拼命地挥手表示告别。
我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长沙，这座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像乡下人进城，对全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感到既新鲜又陌生。我和妻子分别去各自的单位报了到，妻子在她的单位，根据政策分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我们又成了标准的长沙市民。卫生厅的环境倒还没什么大的变化，当年领导找我谈话的办公室，成了我今天上班的地方。血吸虫病宣布基本消灭，《血防报》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被安排在政工处工作，直接上司竟然还是当年在南岳思想改造队管我的领导。不过，现在他显得客气多了，刚一见面就打着哈哈连着说了几个对不起，检讨说，当年对我的严格管制简直就是对我人权的侵犯，恳求我不计前嫌，以后好好协助他工作。是这位仁兄的真实想法吗？我这个下级对这个一把手，不知怎么总保留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马路宽了，楼房高了，只有葱茏苍翠的岳麓山没有变，黄兴、蔡锷等革命先烈的墓碑依然高耸在白云缭绕的山顶。我在橘子洲头，看到无声北去的湘江流水，想到年轻时候的我们也曾经在这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可现在清澈的江水里，映照出的我却已两鬓斑白。站在春末的晚风里，心底陡然升起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苍凉感觉。
残阳如血
我恢复工作后，每天总是提前半个小时上班，把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有什么事情抢着去干，同事们都说跟我这个人一同干活很开心。可我的上司却不以为然。有一天，他装出若无其事的表情提醒我说：
你原来就是因为爱出风头吃了些亏，现在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每天喝喝茶混混班就行，其它的事就不要太用心去干啦！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想不是你教我好好协助你工作的吗？怎么又说出这种话来？后来有一位同事告诉我，说是怕我努力表现抢了领导的风头和位置。我叹息一声后，也就随大流，每天数着时钟看看报，打发时间算了。
人算不如天算，由于行贿受贿和男女作风问题，我的顶头上司被“双规”，我被任命为政工处的一把手。我带领全部人员一扫过去拖沓懒散的工作作风，办公室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其它部门的前面。可是，好景不长，几年下来，我的身体明显受到了慢性血吸虫病的影响而感到不适。我只好激流勇退，推荐优秀的年轻人顶了我的位置，退居到了二线。
有一天晚上，庆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刘老板回了青石镇，问我能不能回老家看看？这可是天大的新闻，我急不可耐地想进一步把情况打听清楚，可庆生却懒懒地回答我说：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你回来以后再讨论吧！
我退居二线后，除主动帮单位做一些事情外，反正有的是时间。我妻子已经没有上什么课，除了有时参加各种歌唱大赛担任评委外，就是给几个拔尖的学生专门辅导一下功课，也很空闲。
在准备回老家的前夜，我想到了省花鼓剧团的老夏。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在我回到长沙尤其是我退居二线后，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老夏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普通右派，继续留在了单位。在我刚回到长沙去看他时，他向我倒了不少的苦水，也谈了他的思想从十分颓废变化为乐观进取的过程。
从南岳回长沙后，他没资格再当编剧，只能在花鼓剧团打打杂。哪里缺人去哪里，拉布景，跑龙套，甚至下乡巡回演出搬运道具上下车的活都得干。老婆见状，一天到晚抱怨声不断，在单位和家里都成了“末等公民”。好多时候，他都想到没有尊严地这样活着，还不如痛痛快快一死了之。有一天下班后老夏没有回家，心神不定地来到江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出神。忽然听到旁边“哎呀”一声喊叫，有一个一只胳膊的老大爷为了捞一只塑料瓶不慎掉进了水里，老夏赶忙跳下大石头，把老大爷从水里拉了起来。从老大爷的谈话中得知，老大爷膝下无儿无女，和一个瞎了双眼的老婆婆结伴靠拾荒，换点钱度日。老夏大惑不解，说你们两老这样艰苦地活着究竟指望什么呢？老大爷爽朗地笑了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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