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庆祝生日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晚饭多出了几样菜，打开了一瓶红酒，每人轮流举起酒杯向寿星小姨祝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小姨做起来却显得那么尴尬。切生日蛋糕的时候，她干脆久久地待在阳台上抽烟，直到我们把蜡烛点好，灯灭掉，喊她，她才走过来。
看起来，柔和的烛光终于让小姨自在了一些。她会跟着我们一起拍手唱生日歌，逐渐融入我们这个集体。她凝视着那些蜡烛，目光亮晶晶的，仿佛过生日的人不是她而是这只摆在中央的大蛋糕。唱完歌，外婆催促小姨许愿。小姨只好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我发现外婆也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巴动了动，像她在寺庙拜神的那样。
蜡烛吹灭，灯光重新亮起，我们拔蜡烛准备切蛋糕，小姨忽然好像神经发作般，用手在蛋糕上抓了一把，在我们还没能作出反应的时候，她的手往我脸上一抹，弄了我一脸的奶油。小姨这么幼稚的举动跟她四十二岁的年龄以及一贯沉闷的性格太不相称了。我们都感到很怪异，仿佛她被什么灵魂附体。
就像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画面一样，那个蛋糕被我跟小姨你抹一把我抹一把的游戏浪费掉了。小姨狂笑不已，看上去简直像个疯子。最后，她竟然把整盘蛋糕都盖到了自己的脸上。
无论如何，大家为小姨这突然而至的疯狂感到难以理解，隐隐觉得：小姨一定受什么刺激了。
当天晚上，我跟小姨睡一床。睡到半夜，我就被声音吵醒了。小姨睡的位置是空的，那声音代替了小姨在黑暗中起伏。我一动不敢动，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是凭感觉找到了那声音的所在地——靠墙的那只落地大衣柜。小姨把自己关在那里面，正试图放低声音哭泣。我听了一会，鼻子就酸了。我想，失恋，大概就是这么伤心绝望的吧。可怜的小姨！
几个月后，我在郊区那个“绿岛生态旅游度假村”见到了师哥。他在满墙的大照片里，跟好多人握手合影。那些人，用我爸的话来说，都是些“大人物”。我虽然从没见过师哥，但相比小姨相册中的那个清瘦师哥而言，他变得实在太多了。他已经变得圆乎乎的，正面照，两只耳朵已经看不见了，侧面照，鼻子被深深地埋藏住了，一笑，满脸的肉都在放光芒。他总爱穿阔阔的唐装，黑的、白的、花的在不同的相片中，人再多我也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整个度假中心，随处可见师哥跟“大人物”的合照，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那张巨幅照片：他屈着脊背，在跟一个“大大人物”握手，手腕上戴一串佛珠让我记忆深刻。这些照片一张张看过去，除了几个明星之外，那些“大人物”我都不认识，可是，我爸却对他们相当“熟悉”，他说，这里边，有新闻联播的常客，有财经杂志的封面人物，还有体育明星、网络论坛的公知分子“额的神啊”，我爸佩服地说，“这个师哥还真能混啊，什么界都能搭上，太牛了！”
这个度假村其实就是一座山。师哥把整座山都包了起来，温泉、高尔夫、射击场、农庄要是可以的话，一个星期都玩不完。我妈说，其实这里并不合适家庭度假。那适合干什么？我妈眨巴眨巴眼睛，暧昧地说：“适合这些人来，搞腐败！”她指了指墙上的照片，迅速跟我爸交换了一个眼神。
托小姨的福，我们一家三口在“绿岛生态旅游度假村”好好地“腐败”了两天。临走的时候，我们还凭赠券领取了度假村自己研制的农家保健品——两盒标价为2800块的绿色螺旋藻。又白玩又白拿，我妈满意得要命。离开度假村时，她望着车窗外远去的青山，怅怅地说，老妹怎么当初就不跟师哥好上呢？
小姨是绝对不可能跟师哥“好”上的，当初不可能，现在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比起师哥的改变，小姨现在的改变更让人可怕——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怪阿姨。原来，反高潮主义者伸出手来制造高潮另有一套，那就是——搞破坏——就像破坏她那个四十二岁的生日蛋糕一样，她把命运分配给她的那部分蛋糕，毫无耐心地一下子捣碎，如同玩各种不同游戏，她从中获取短暂的快乐。比方说有一次，小姨到邮局给外婆汇款，电脑排序票上显示，她还需要等待四十八人才能轮上。反正无所事事，她就坐在大厅里等。等着等着，她发现，很多人拿了号之后，没耐心等下去了，就把票一扔，走人，造成电脑叫的很多都是空号。同时她也发现，在地上，在板凳上，的确有不少还没叫到的号码。于是，她把那些还没轮上的弃票一张张收集起来，遇到刚进门的，看得顺眼的，或老病残弱的，就发给他们。这样一来，一些人没等多久便能轮上了，而那些坐在大厅久等的人们，眼看着这些后来者居上，先是纳闷，等他们弄明白是小姨在破坏秩序，顿时感到很生气。个性内敛的人，则在心里对这个中年妇女嘀咕几下，他们认为她肯定脑子坏掉了；而那脾气暴烈者，忍不下就跟小姨吵了起来——
“你怎么能这样呢？存心搞乱秩序，你不赶时间，别人可是要赶时间的”
“我怎么搞乱秩序了呢？我又没有插队，我明明是在维护秩序啊！”
“我看你就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那么有空搞这些，还不如回去搞老公”
“哈，难道你是总理吗？赶时间何必亲自来排队？叫你二奶来办嘛”
你一句，我一句，小姨跟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吵得不可开交，眼看着就要骂到各自的祖宗八代，就要推推搡搡了，保安才跑过来
无人能解释小姨这类无厘头的行为。小姨跟我们这个家庭集体越走越远。当我们鲜有地谈论起她，多数是在回忆些涉及她的往事，然而，即使是一件好笑的趣事，我们最终也会伤感地就此打住。
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在我准备跟同学一起去北京旅游之前，外公突然把我叫到房间，他让我去小城看看小姨。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小姨对你最好了，小姨是个善良的人，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牢牢记住！”外公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个深夜，小姨在衣柜里哭。这个秘密我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目前为止我对小姨唯一的回报。不过，我也时常感到后悔，我想，我应该打开柜子，坐进去，拍拍她，就像一个成熟人所做的那样，就算一句话也不说。
听从外公的话，我独自乘大巴去小城看了小姨。她正忙得不可开交。写宣传单，制小红旗，一副要大干一番的势头。我的好奇心很快被她那认真积极的样子挑逗起来了，也跟着跃跃欲试。
第二天上午，太阳只升到了半空，温度却已经完全飙了上来。在小区的门口，我的小姨集合了一群业主，共同拉起了一条横幅：“抗议政府建毒工厂危害市民安康！”除了这条大大的横幅之外，他们每个人手里还挥着一面小红旗。这些小红旗是昨天我跟小姨连夜赶制出来的，有一捆呢，我们逢着人就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