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师的脸在几秒钟之内已经变换了好几种颜色，最后定格为苍白，她说：你觉得你很有理是不是？他说：嗯，和你一样。她顿了一下说：以后我的课，你不要上了。他想了想，好像在算数，说：那你得退给我五分之一的学费。九千除以五，一千八百块钱。她知道今天没有胜算，当着这么多人动手打人又违背她刚刚说过从来不动手的话，就说：你回座位，晚上叫你父母来。他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走回去，刚刚坐下，她说：全体起立。他又站起来，用手撑着桌子。她说：都到教室外面去，按大小个儿站好，今天排座位。于是我们呼呼啦啦出去，男女分成两列，一个个对好。这时孙老师把安德烈从队伍里拽出来说：你先等着。等大家全都坐定，她指着最后一排的最右侧，挨着教室的后门，对安德烈说：你把你的桌子搬过去，坐那。
安德烈在那里坐了三年。就算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开始搞座位轮换，也没有能够拯救他。刚上初三就有些家长反映自己的儿女个头大就坐在后面不公平，个大本来是好事，这么一弄倒成了歧视。那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开始纷纷出了毛病，除了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先天就遗传父母的近视，其他生下来时正常的视力到了初三都模糊起来。一方面是课上的内容越来越多，黑板上的字也就越来越小，有些老师不会安排空间，上来先痛痛快快地写几排大字，写到第二块板子，发现写不完，字就骤然变小。到了最后，简直像趴在黑板上刻字一样，刻出白色的一小团，整个黑板自上而下就像一张视力表。第二方面是，大家越睡越晚，听说有几个女生经常熬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课，还能站起来回答问题。这是孙老师告诉我们的，她说：睡那么多有什么用？不睡不也好好的？后来其中一个叫做于和美的，一天在课堂上突然把脑袋放在地上，老师开始以为她在捡东西，看她迟迟捡不起来，说：于和美，先听课。她轻轻地说：老师，我觉得，不是，我猜，我的脑袋缺血了，我要把血控上来，控一会就好了。老师觉得不妙，走过去把她拉起来，只见她的鼻孔喷出两道血流，好像要把她顶上天空一样。第二天孙老师告诉我们，她是先天脑供血不足，以前不知道，我们可不信这个，至少不信先天两个字。况且供血不足，血怎么还会从鼻孔汹涌而出昵？当然像于和美这样脑袋一度出问题的还是很少的，实在是太少的人会相信不睡觉也能好好的这种话。所以一些大个子的家长，当然是那些能和老师说上话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儿女看不清黑板了，而那些小个儿每天就在黑板底下听课，想不看黑板都不行，黑板就在眼前，只要不是垂直趴在桌子上，随时都在视野里，就提出班里的座位应该轮换，每周一次。对于这样的家长，老师通常还是民主的，马上就轮换起来。可安德烈从来没有轮换过，除了初一下学期，也从来没有过同桌，他就像一颗钉子，被老师钉在后门的窗户底下，然后锈在那里。
不但是老师希望他坐在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坐在那不要走。
初一上学期的一天下午，班里自习，大家正乱作一团，汪洋说马立业前几天从他那拿的一本《灌篮高手》一直没还给他。马立业说是被汪海拿走了，当时他告诉了汪洋，汪洋说知道了，可现在看来他不知道。汪海说他是从马立业那拿过一本《灌篮高手》，可不是他们说的第二十五集，而是第二十六集。汪洋把书包里的书倒出来，发现原来第二十六集也没了。他就说先不要说第二十五集的事儿，把二十六集还给我。汪海说在家呢，然后又加了一句，二十六集真没劲，也不知道三井的那个三分球进没进。马立业叫起来说，不对，这是第二十五集里的事儿。大家便开始热烈地讨论三井，大多数人认为三井是那套漫画里最有味道的人物。安德烈突然喊道：别说了，孙老师来了。大家正在愣神，班里出现了整个下午唯一一刻短暂的寂静。门开了，孙老师走进来，看见每个人尚未合拢的嘴，有的是因为话还没有说完，有的是因为惊讶，她也惊讶得把嘴微微张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高跟鞋，惭愧地笑了笑说：你们学会听声了。说完扭头走了。我们看向安德烈，他正拿着圆规在桌子上刻东西，那张桌子上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已经刻上了海豚、鹿、阿基米得，当然还有周恩来，不知道这回他刻的是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的耳朵灵吧，我相信大多人当时都这么想。
第二天，还是那个时候，大家正在谈论《神雕侠侣》里的尹志平是不是该死，马立业正在大讲守宫砂的科学依据，当时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播得正热，李若彤被尹志平侮辱那一集，是所有人心头的痛楚。安德烈说：别说了，孙老师来了。大家就好像听见长官说立正一样，马上用眼睛盯着眼前的书，桌子上没有书的就从抽屉里随便摸出一本盯上去，一时间大家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坐禅一样宁静。没有脚步声，门开了，孙老师穿了一双运动鞋走了进来。她这次看见的不是微张的嘴，而是一排排的后脑勺。我用眼角余光看见她有些茫然，好像正在回忆哪里出了问题，就像电影里被共产党员戏弄的特务。最后她说：把书包交上来，考试。看来她真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枪毙俘虏。
考完之后，我们向安德烈走过去，虽然他害我们多挨了一场考试，可我们更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像雷达一样神奇。他从桌堂里掏出一面镜子，已经破了，被人用透明胶粘起来，上面的人影好像脸上有疤。他说：这条走廊宽两米半。大家点头，好像都去量过一样。他伸手指了指头上的窗子，说：这块玻璃离地面一米六五左右，几乎和孙老师一样高，现在是十月份，下午两点到三点阳光和地面的角度应该是四十五度多一点，可以认为是四十五度。他看我们全部傻在当场，又掏出一张草纸，上面写着几个方程式，也是蚯蚓一般的模样。他说：我的书桌离地面八十三厘米，好，有了这些值，我把镜子放在距离我胸口三十五厘米，距离玻璃七十五厘米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教室在这条走廊的尽头。他抓起背心的下摆擦了擦鼻子继续说：所以孙老师要是想搞突然袭击，只能从东向西走过来，她又戴眼镜，你们知道她戴眼镜吧？我把镜子摆好之后，只要她不是故意贴着墙走，而是走在走廊的中轴线或者中轴线靠右，在她距离后面这块玻璃他看着我们，没人回答，他失落地说：三米半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她的眼镜反射的光。我们惊讶了一会之后，汪洋说：真牛逼啊，真牛逼！然后我们像逃兵一样退去，把安德烈留在那个属于他的哨岗上。
不知不觉半年时间过去了，我的成绩越来越差。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同班的女孩儿，或者说，为了和这看不到边的苦闷生活作对，我选择爱上一个女孩儿，然后成绩就自然而然地差起来。现在我早已忘了她的样子，其实在当时我也经常想不起她的样子，那时却被一种爱的感觉彻头彻尾地征服。我挨了很多次打，当然是因为成绩的原因，我爸妈无法理解花了九千块钱把我送上一所我考上的好学校，我竟然成绩突然不行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一种诈骗。我对自己是很理解的，因为我知道小时候那些所谓的优异成绩，只是比同龄人更早地使用了大脑。而在其他方面我则更晚觉悟，而我现在已经觉悟，至于大脑，用不用是我自己的事情。为了那个我现在已经忘记的女孩儿，我做了许多的事情，很多我至今想起来都无法相信，其中一件就是在凌晨时分，爬过学校的围墙，用准备好的晾衣杆捅开窗户，跳进教室，为她整理桌堂。把她前一晚随意扔在桌堂里的书，分门别类摆好。然后坐在她的椅子上，想象再过几个小时她坐在上面的样子。这样的事情我不是每天都做，偶尔一次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整齐，她才不会起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