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数第二次看见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礼上。
东北的葬礼准确来说，应该叫集体参观火化。没有眼泪，没有致辞，没有人被允许说，死了的人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死了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死者的家属彻夜不眠，想着第二天都会来什么车，谁给车扎花，谁去给井盖铺纸，谁在灵车上向外撒纸钱。若死者有儿子，这个儿子就要想想怎么把瓦盆摔碎，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人才走得顺当。若是碎得不够彻底，亲戚们便瞪起眼，觉得你耽误了行程，让他误了一班车，还要捡起来，重新摔过。我便亲眼见过有人摔来摔去也摔不碎。有人在旁边说：你妈还有未了的心事。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捡起瓦盆朝那人扔去，那人一躲，瓦盆碎了个稀里哗啦。
参加的人也要起个大早，通常是凌晨五点左右。车队要排好，瓦盆一碎，灵车的司机就斜眼瞧你，你塞给他三百块钱，他就马上喊道：起灵！这种人通常声若洪钟，两个字在黎明里荡开去，好像要让街上漂浮的游魂让路。若是塞给一百，他好像突然困了一样，叨咕一声：起灵吧。之所以这么早就要出发，是为了赶那第一炉。其实早没有什么第一炉，不知道什么人正赶在焚尸炉建成那一天死掉，获此殊荣，之后的第一炉，无非是那天还没有炼过人罢了。这浅显的道理任何人都懂，可还是要争那第一炉，似乎凡事都要有个次序，然后争一争，人们才能安心。
我爸葬礼的前一晚，我的；?丸突然剧痛，不知道是不是那阵子一直在医院忙着，没工夫尿尿，憋出了毛病，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阉了才好。我安排人把香看好，千万不要灭了。自己披上大衣，钻进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走进我家对面我爸去世的医院，躺在一张发黑的床单上，脱下裤子，让大夫把我的睾丸捅来捅去，看看这两个一直带给我快乐的东西，这天晚上怎么了。大夫是个男人，手却很细，好像在挑水果，他说：大小一样，应该不是先天畸形，最近性生活正常吗？我说：不正常，家里有事，没过性生活。他说：之前正常吗？我说：听人家说不正常，时间有点长。他说：没事儿，我看。说着他又捅了捅。你是喝水喝少了，可能里面有点锈。他话音一落，我就不疼了，一点也不疼。诊室里的电子钟指着四点四十五分，我提上裤子从床单上跳下来，冲着大夫鞠了一躬，然后跑回家里。车队已经就位，我从车队的尾巴跑向车头，亲戚们已经在院子里站好，我妈站在灵车边上，她从兜里掏出黑纱，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孝”字，戴在我胳膊上。瓦盆在地上，烧纸已经放好，我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司机及时拉了我一把，递给我一盒火柴，于是我用火柴把烧纸点燃，看它们冒出黑烟然后化为灰烬。我吸了口气把瓦盆举过头顶，这时突然忘了台词。我妈在我身边轻轻说：爸，一路走好。我喊：爸，一路走好！瓦盆摔了个粉碎，好像是见了风的木乃伊一样，灰飞烟灭。她塞给司机三百块，司机声嘶力竭：起灵！
然后，我看见安德烈，披着他初中时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时候一样，敞着怀，里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着初中时的破书包，像是提着刚刚斩下的人头，在熹微中向我走过来。
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课。班主任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姓孙，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着我们。在不得已的相互了解中，我们发现对她来说，生于和平年代是个不小的失误。当老师，对于她是屈才，对于我们是有点过头了。当时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尘，好像刚刚爬过几座大山赶到此地，说，你们应该能猜到，我今天能教你们，一定是我这些年教得不赖，我有办法治他们，我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回来看我的，我不难过，他们要是不怕我，早就完蛋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你们都是好学生，都是考上来的，我不想管你们，我太累了。然后她抬头看了看我们，好像在确定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大部分人都投去听得不能再懂的眼神，我也是。那是1997年，东北的教育体系中诞生出一种择校制度，堪称深刻洞察家长学生心理的伟大发明，即是在原本不错的初中内，设立至少甲乙丙丁四个班（基本上都是如此，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区别开），叫做“校中校”，吸收小学毕业的考生。和后来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这种考试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纳九千块钱才能入学，所以又叫九千班。不过就算九干块钱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我家的这笔钱便是东拼西凑的），可几乎所有小学毕业生都会试图报考这样的学校，谁会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停下来看着别人从身边跑过去呢？我们当时的班级便是甲乙丙丁四个九千班里的丁班。
孙老师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了把小刀，一直趴在桌上刻字，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孙老师指着他，说：你，起立！他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脸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难为情。孙老师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安德烈。她说：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到前面来，把你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他走出来，我们都笑出声，不只是名字奇怪，他穿了一件极长的跨栏背心，下摆遮住了屁股，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两条光溜溜的细腿，脚上穿着一双旧球鞋。他走到前面，说：老师，没有粉笔。孙老师从讲桌里拿出一整盒，抽出一根递给他。他把粉笔掰断，一大半还给孙老师，留在手里的只有一小点，趴在黑板上写：安德烈。字极难看，却写得极大，结果把难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点水，好像黑板上爬满了肥硕的蚯蚓。写完最后一笔，粉笔刚好用完，“烈”字的最后一点是用手涂上去的。孙老师翻开点名册，说：名册上的安德舜是你吗？他说：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没关系。孙老师的恼火已经装满了教室，安德烈却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说：安德舜，你刚才在桌子上刻什么？他说：周总理。孙老师似乎吓了一跳，说：下课之前你要是不把课桌上的周总理划掉，我就让你父母来赔！以后考试，你要敢写安德烈，我就给你零分，以后你要是还穿背心短裤来上学，我就让你当着大伙脱掉，听明白了吗？我下意识在底下点头，这是小学时落下的毛病，老师问，“听明白了吗？”无论如何是应该点头的。安德烈摇摇头说：没有。孙老师把黑板擦在讲桌上狠狠一拍，说：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笔灰中慢慢地说：你让我把字划掉，是因为写字破坏了桌子，可如果划掉，桌子就破坏得更厉害了，而且周总理怎么是能够轻易磨灭的？你让我写那个我爸起的名字，是因为名册上是那个名字，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你已经把名字和我联系上了，我写哪个名字你都会知道是我啊？你觉得我穿背心短裤不对，可走廊里的校规没写不让穿，你不让穿是觉得难看，我穿是觉得凉快，如果你让我脱干净，那不是更难看，我不是更凉快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