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之书刚刚翻开，又合上了。是她不愿复习的一页。河边有女人洗衣服，抬起头来，冲她柔软地一笑。水芹赶紧回她一个笑，算招呼了。女人笑说：这河是你的呀？老看老看！
就这么和二麻婆搭上话了。
二麻婆其实一点不老，也就三十出头，“熟是熟了还没熟透”的年纪。她也不麻脸，一张脸蛋像裹了层蛋清似的滑滑嫩嫩，被叫二麻婆完全是因为她婆婆叫“麻婆”。听上去很可笑，好像绰号也可以继承一样。
二麻婆眼睛不大，但一笑起来，眼睛总是弯成一个弧度，好像把她眼里的人啊景啊都挤得变了形，有着别样的刺激。这样的眼睛水灵、招摇，风情万种，它注定会给一个女人带来俏丽的容貌与悲剧的人生。于是眼睛的主人从十几岁开始就麻烦不断，围绕着她的男孩与男人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影子部队，虚虚实实、若隐若现地存在着，有种恶毒的说法是她十六岁那年就跟某家父子俩同时睡觉。坏名声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降临，家里慌了，要把她弄去嫁人，但谁敢娶呢？哪怕长着滑嫩的脸蛋与弯弯的眼睛，流言蜚语像狗一样跟着你了，就一辈子都甩不掉。
她终于在二十六岁那年——在农村，这是很壮观的出嫁年纪——嫁给了杨家湾老说不上媳妇的屠永富。屠永富老娶不上老婆的原因在于他娘。永富他娘是寡妇，更是远近闻名的恶嘴婆，谁要踩了她一棵苗或拾了她树下的一枚果子，她一定会乐于将嗓音调高到广播站级别，用自己漫长人生里收藏的各种污言秽语去描绘对方。她的强悍形象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与儿子，没人敢欺负这家孤儿寡母。村里人叫她“麻婆”，虽然她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粒雀斑，但憎恶使它们成为被放大的缺陷。新媳妇进门了，有关她的传闻也像嫁妆一样带了过来，令全村人亢奋——凶狠了一世的麻婆，最后讨到的儿媳妇不过是这样的角色，让人解恨啊！
大家根本不想知道新媳妇的名字，直接幸灾乐祸地叫她“二麻婆”——都是有污点的货。
水芹跟村里所有未婚女子一样，老早就得到过以二麻婆为负面典型的道德说教，这些教育不管是什么样的开头，结尾总是相同的：“不然，就跟二麻婆一样！”
跟二麻婆一样，名声坏了，只能找个有恶婆婆的人家。好像麻婆与二麻婆，是互为因果的——由于种了恶因，就只能得到恶果。一个女人是另一个女人的结果。多么奇怪的人生！
水芹就在那天，第一次走进了二麻婆的家。跨进大门的时候，老式的旧门板吱嘎一声，空气里的灰尘四下逃窜，水芹怔住了——扑面而来的竟然是一种熟稔的气氛，仿佛她上辈子就曾跨入过这道门，做过这家的主人。她坐在几乎暗无天日、仅靠屋顶上几块透明塑料瓦采光的堂屋里，吃着二麻婆递过来的一把苕干，喝着带点菜叶味的煮玉米水，很自然跟她聊起了家常，就好像她跟二麻婆是多年的相识一样。
“莫去河边了，”二麻婆吹了一下碗里的玉米水，忽然把眼皮耷拉下来，“那地方去多了，一心就想跳下去算了。”
水芹心里一沉，全身晃晃悠悠地麻起来。就好像在那一瞬间，她和二麻婆两位一体了。她们是紧紧相靠的硬币的两面。她们是血肉相通的连体人。她们是失散的孪生姐妹，终于相认。她们是同一种人。
没有哭。但水芹相信遥远的大山里，有自己哭的回声。
促膝长谈的闺蜜画面是瞒不了人的。天晓得这两个相差十多岁的女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沟通话题，反正两人的交往在舆论监督下郑重开场。水芹往二麻婆家跑得勤了，一进那大院，她粉色的塑料凉鞋后面就跟上了二麻婆家的黑花狗，再后面跟上的是半村子的冷眉冷眼、半村子的闲言碎语。村里人虽然对水芹有看法，但界定很明显——她只是喜欢把自己收拾得花花朵朵的，说话带点洋里洋腔，笑起来飘着些浮浪，但这不能说明本质。而现在，花花朵朵要一头栽进粪坑，怕是连表面的光鲜也没有了，沤成了肥，跟屎没两样。
一个傍晚，水芹在家门口让半截砖头一绊，趔趄了一下，差点跌跤。等她站起身来，看到大姐水英立在院门口，两腿张着，两手叉腰，像个草书的“大”字。这个“大”字冷着脸，要是脸上那道剑眉横过来又提上去，活脱是个“天”字了。
还真把自己当天了！水芹在心里吐着唾沫：呸，呸！
天字号的水英挡着门，代表门里所有人问：“从哪里回来？”
水芹想说“学校”，但看水英的样子，答案是写在她脸上的。水芹恨恨地瞪了一眼，用沉默抗拒着。
“看看这道门，”水英说，“它是屠家的脸！这张脸不好看，但是不长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