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钱邵华因脑溢血去世后，大队长一职一直空着。两个副大队长曹洪亮、徐亚杰都有想法，曹洪亮排名靠前，暂时主持工作。这期间，曹洪亮的工作亮点不多，年龄比他大的徐亚杰一直不服。
说实话，曹洪亮不显山不露水的，其实对业务工作很有一套。只不过他是暂时主持工作，不是正经八百的大队长，才有些话不敢说，有些事不敢做。比如对公安机关常搞的严打集中行动，曹洪亮很有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人海战术，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海湾战争不是证明了吗？人海战术没有作用。公安机关许多严打行动动辄出动几百人，可能忙活一夜往往只能抓上几个卖淫嫖娼人员之类的小虾米，效果很不理想。许多地方为了提高战果，对上有个交待，不得不把行动前几天抓的人都算是行动抓的。甚至，有的嫌疑人明确了还不抓，非得等统一行动时再抓。对此，曹洪亮写了篇关于精确用警、精确打击的论文发表在了公安大学学报上，引起了一些地方的注意。
偏偏牛玉国对集中统一行动很在意，除了敏感节点必发动统一行动之外，还经常发动“春季攻势”、“冬季严打”之类的长期严打行动。曹洪亮认为是无用功，悄悄对底下人说：“局长讲局长的，我们干我们的。”没想这话很快传到了局长的耳朵里。牛玉国在一次会议上，含沙射影地讲过有些同志对严打行动的重要性缺少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云云。曹洪亮一直怀疑这是徐亚杰捣的鬼，背后吹阴风。
有次，牛局长问我对两个副队长的看法，这明摆着是向我了解下情。我一定要提供一些信息给牛局，否则他会认为我对他不够诚心。我对曹洪亮比较有好感，但碍于牛局的态度，我又不能太夸曹队了，就中立性地谈了两个副队的一些想法和做事态度。
“以后，你发现牛局有什么想法，及时告诉我。”曹洪亮说。
“你放心吧，曹队。”
李雅的案子破了后，不知怎么的，省报知道了。省报跑政法口的记者徐红梅要来采访我。徐红梅和我是校友，我学的刑侦，她学的中文，她比我高好几届。我们这里以前办老乡会，她回来参加过。我和她也算认识。
内勤通知我之后，我一想要坏事儿，赶紧跑到曹队办公室去承认错误，因为当初我去办案时并没有告诉曹队，这完全是个人行为。当初，曹队还以为我休假去了，是这次采访让我的个人行为曝光了。
我向曹队作了检讨，并解释了原因：之所以私自去帮临康县局办那个案子，完全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泡妞”。考虑到我三十岁的年纪，这点理由很有说服力。曹队是个明白人，根本没往心里去，嘴上却批评我：“你小子，瞒着我的事儿不少啊。还有什么？”
我说：“曹队，我对您一向掏心窝子，就这事，我不是有难言之隐嘛。”曹洪亮笑了。
我的个人问题他也很关心，悄悄问我：“那你泡妞儿的结果呢？”我说：“还正在泡。”“拿下了吗？”“没有。”“你再加把劲儿。关键时刻要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我笑了：“明白。你瞧好吧。”
我没敢告诉曹队李然的专业，只说她是个在校大学生。曹队说：“找对象啊，关键得找个自己顺意的。”曹队对此感觉颇深，因为他老婆姚平是家里帮着选的，长得扔人堆里就找不到了，曹队遗憾了半辈子了。
汲取了上次处理“巴西咖啡”案时的采访经验，我对徐红梅说，虽然那案子是我自己测的，但我们测谎小组可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我们的功劳都是领导带领大家干出来的。你要采访，千万不能光突出我。我提议她将采访方向调整一下，既要立足那件案子，还要跳出那个案子，突出我们这个团队，突出我们的领导；特别是要指出，当初我是作为外援协助落后地区开展工作的，因为在牛玉国面前，曹队多次提到在技术上支援后进地区的事，牛玉国也是大力支持的。
徐红梅一听就明白了，先拟了一个采访计划让我看。第一步是采访局领导和队领导，突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第二步是测谎中心的整体工作实绩，第三步才是关于我个人的一些情况。我又建议她加上一条，采写一下我的助手董月。我有意推出董月，激励她好好学习业务，将来我们测谎中心也能后继有人。
在采访牛玉国时，牛玉国很高兴，专门指出，近年来，市局高度重视科技强警工作，纳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并成立了由他亲自任组长的科技强警领导小组。工作中，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加强各类科技装备建设，特别是顺利建成了高标准的心理测试中心，截止目前，该中心服务侦查破案工作成效显着，先后已协助侦破各类大要案件50余起。
由于准备充分，领导支持，很快，领导层面采访完毕，剩下的活动由我和董月陪同就成了，徐红梅轻松了不少。
在测谎室里，徐红梅对那测谎仪倍感兴趣：“刘主任，你能测出我中午吃了什么饭吗？我指的是主食。”记者们吃香，公安局把他们当神供着，大庙里来一个小记者也得一个局领导陪着。我知道市局内部餐厅的主食只有三种，馒头、米饭和面条，而分管宣传工作的副局长王同业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很可能向她推荐餐厅拿手的“鲍家炒米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