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任命内有玄机
节目改版的事一拖再拖，从去年十月但昌达上任首次举行会议谈到这个话题，到今年六月，满打满算也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了，事情一点进展也没有。
在但昌达的一再催促下，俞总总算交了一个改版方案初稿，我一看这就是我的上一轮改版方案的原稿，连新瓶装老酒都算不上。
“俞总，还是再打磨打磨吧？”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样做像什么话，但昌达安排的工作你不能这样敷衍塞责？别看俞总比我大半岁，可他一直是我的老部下和老搭档，不管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小范围公共场合，我总是不时提醒他要注意工作方法，要学会跟新领导搞好关系。不管上司做得怎么样，自己首先要端正态度。
尊重上级，服从领导，起码的组织原则和政治规矩是一定要讲的。
可是俞总回答说，现在他都是满五十四岁的人哪，充其量还有一年工作，他不想再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地干下去，希望年轻的领导能够理解他的苦衷。
希望年轻的领导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但昌达吗？我看平常不怎么过问新闻业务工作的新领导也看出来了俞总对他的不屑，绷着一副黝黑的脸，皱着眉头，显得很不高兴。
“改版方案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定下来的，它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建议交编委会讨论，由总编室修订。”俞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总编室的主任是不坐班的，其他两个人是基本上不能动笔却关系挺硬的“样子货”，但昌达提议，新闻部有四个副主任，副主任谌茂林可以调到总编室补缺。
谌茂林是但昌达的大学校友，两人的亲密关系在台里人人皆知。他比台长还要大几岁，五短身材，据说年轻时练过什么拳，与师弟不同，谌茂林学的是新闻，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可搞起新闻来却是狗屁不通，画面凌乱无序，开会拍的是东倒西歪，下乡拍的大多是主观镜头，写的文字稿不是东一榔头就是西一棒锤，找不到主题，我和俞总看了都摇头，可剪了几个镜头改了几句话，人家还不同意，强调自己的是呈现的原生态真实场景，不像你们是组织现场玩什么摆拍。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们怎么能让虚假的东西充斥荧屏呢？人家说得振振有词，你还有什么话讲？有一次是我值班，谌茂林为了一句话还真的捏着拳头打上门来了，三拳两脚就让我一周没能上班。他是老牌科班生，还是宣传部老部长的亲戚，前几任领导都拿他没有办法，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想方设法避让。谌茂林原本在总编室混日子，可他还不甘寂寞，前不久台里搞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他报了名，也演讲了，可员工没有几个投他的票，还是校友帮忙，死皮赖脸地在班子会上提出要发挥谌茂林的作用，这样就在新闻部挂了个副主任。
眼下台长又要提携师哥，我和俞总都觉得谌茂林不适合，可也一时找不出人到总编室领衔，就出于大局考虑点头了，我们负责新闻业务的人同意，费丽和其他台领导也当然不会反对。于是，谌茂林调到了总编室，代行主任职权。
我正暗自庆幸改版担子总算有人接手了，可是这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匡正权又来了电话，转达宣传部长的意见，说有关县委十届三次（扩大）全会报道的问题告一段落，但还有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追责。丁是丁，卯是卯，不能以为幸晨曦过关了，就等于值班人也过了关。
全会报道播发当月是俞总在值班。电视台有一句话人人皆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宣传部打电话。
宣传部在电话中说，值班人没有过关，也就是说要追究俞总的责任。他没有幸晨曦那样硬气的老同学做后台，是凭着四分资历三分能力和三分机遇熬出来的，只能做深刻检讨，扮做一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样子。
电视台战火重开，几乎每天都有两个小时学习时间。摄像大邬和撰稿小裘都说：“这是什么学习？摆明了就是俞总的批斗会。”
批斗会我是经历过的，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尽管赶上的是文革末班车，但“批林批孔”“批邓反右”的火药味我还是闻过的。这次电视台的批斗会虽然没有那么激烈，也够俞总喝一壶的。
我替俞总感到抱屈的是：俞总没有到会采访，也参加那次全会，他在台里关门审片，怎么知道县委开的是几次全会？
批斗方的理由是：我们党倡导的是政治家办报办台，作为负责终审的总编，应该胸怀全局，心中记住县委开的是几次全会。上次开二次全会的时候，电视台也作新闻报道过，他应该牢记在心里。
漫长的批斗会后，就是组织处理。有一天晚上我还在机房审片，听匡正权打来电话说，组织部长要找俞总谈话。他的工作有了变化，说是要调任县老龄办专职副主任。
老龄办是一个挂靠在县民政局的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我觉得这个结局也不错，起码落得个清闲自在吧。但俞总谈话回来说，组织部长说他还挂一个民政局党委委员的职务，还是要天天上班。
参与现场采访的记者处分不了，列席扩大全会的台长兼总编不予追责，偏偏拿一个不明就里的老家伙来祭刀，这不是典型的赖不活冬瓜扯秧子吗？
俞总觉得有些失落，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就顾不得许多了。他把电话打给宣传部长，质问这么安排是什么意思，部长说他有事正在北京，请假没有参加，听说了这次讨论俞总改任他职的事情，他觉得是正常调动，没有任何其他考虑。作为县委常委会的一员，面对集体作出的决议，他也只得服从。
俞总就这么走了。他走的那天，独自一个人收拾着自己办公室的学习用具和日常用品，毕竟是个新闻人，光书籍就装了满满的三大纸箱。电视台只有唯一一辆公车，对上说是配置的新闻采访车，实际上就是“一把手”的专用坐骑。我要负责派车的办公室给他安排公车送一下，主任支支吾吾同意了，可司机干脆就回绝我说不行，理由是但台长待会要出门。我说俞总在这里工作了差不多一辈子，我只要求你去送一下，用车到他家不过一刻钟的时间，但台长要出门我过去跟他说一声，让他稍微等一下。司机勉强答应了，可我一转身，他就和但昌达开车走了。
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我对着苍天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有道是，人走茶凉。俞总要走了，茶变凉了也算正常。可我还没有走啊，这茶分明就已经凉得透心哪！
俞总落魄，我也挺尴尬。闹得最后，还是俞总自掏了十元钱的腰包，在街上招了一辆的士把自己的私人物品运回家了。临别时，他深情地握紧我的手，厚厚的嘴唇间只蹦出了两个字：“保重！”
与俞总调走的通知同时下达的还有一份文件，但昌达被任命为县广播电视台党总支书记。这么说，经过两百四十天的考验。如今他是这个单位彻彻底底的“一把手”，集台长、总编、书记于一身，总揽行政、业务、经营、党务、后勤等一切工作。当着全体员工的面，他用十分高亢的语调宣布了自己的新职务，看样子得意非凡。
到阅文室看了文件，我在上面看出了几分内幕。县委下发的文件起首是：“经研究同意。．”这是什么回事，我们台党总支没有什么请示上报，县委凭什么同意？
我问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发过什么文件？”
主任一脸困惑：“孟台长什么意思？”
我指着文件说：“你仔细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是研究同意，而不是研究决定，这说明有人用台党总支的名义向县委写过一个什么请示。”
主任红着脸说：“姜还是老的辣，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就在前一个星期日，但台长指派我加班，说是县委马上要研究一批干部，要我赶制了一个文件送交组织部。”
“什么内容？”
“关于但昌达同志任安达广播电视台党总支书记的请示。”
“哦，调出来给我看一看。”
文件调出来了，我一看顿时就险些笑出声来了。这个请示有两处明显错误：一是时间自相矛盾。落款日期是六月八日，文中却说台总支开会研究决定的日期是在六月九日，请示出在开会决定之前，也就是说党总支还没有开会研究就有了请示；二是台总支委员的发言全部是凭空捏造的。因为主任承认是他一个人臆造的，所谓发言全是子虚乌有，盖的红印也是他们两个人的指模。
也许是出于义愤，我当即复印了一份，叹了一口气收入自己的囊中，没有再说一句多余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