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钱不好开口,对于好脸面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但相较之下,贫穷显然更让人难堪。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里说,鲁迅的某个学生因为受人坑害而被捕入狱,他的太太来找鲁迅借钱。明明知道是狱警敲诈她,交了保证金也不会放人,鲁迅仍然借钱给她。内山对此表示非常不解,鲁迅对他说:“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这样慷慨的鲁迅想必是想起了自己从前窘迫的时节。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日记》,随处可见的是记录借款事项:“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因为常常被拖欠薪水(比如《鲁迅日记》10月24日记载的“下午往午门索薪水”),鲁迅还经常要借新债补老债。和周作人决裂之后,鲁迅搬家买房,也是借了许绍棠的钱,才得以凑齐房款。饱尝借钱之苦的鲁迅,对于窘迫的青年人,确实慷慨。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数不胜数。青年作家叶紫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
在遇到鲁迅之前,萧红就和借钱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婚姻,萧红离家出走,从此走上了一生的流浪之路。在流浪中,她无意遇到了堂弟,他请她喝咖啡,劝她回家去,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堂弟便问她是否需要钱,倔强的萧红回答“不要”。她总是这样倔强,哪怕是到了绝望的境地,也不肯跟人借钱。她和王恩甲同居7个月,住宿费都是赊欠的,王恩甲有时还向老板借钱用,这样累计起来有600多元。王恩甲对萧红说,他要回家拿钱来还账,然后便杳如黄鹤,一去不返。最终,萧军救了她,把她从旅馆里带走,那钱依旧没还。
和萧军在一起的萧红还是继续借钱,他们到了哈尔滨,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在那个时期,萧红写了《商市街》。这简直是一部“借钱”主题散文集,饥寒交迫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她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绘画老师借钱。她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柴,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最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花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这就是萧红,哪怕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花子一个铜板。她似乎总是这么慷慨,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蕻良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武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5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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