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位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位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锋颖凛凛，率性豪宕，不愿作假，活出了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完全是截然相反的类型，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38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太平天国运动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助曾国藩，对其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氏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氏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和姓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曾公措辞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了个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天贵福仍在军中，于是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
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水火不容的两大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洪天贵福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怎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地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能说出这话，的确是因他有过人的雅量，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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