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王闿运于同治十年（1871年）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生。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真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也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地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技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技”的妙解。
（志 峰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百年湖南人》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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