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天
1966年夏天，与以往不一样。一天，吃完晚饭，街坊邻居都在门口铺上席子聊天。西天是晚霞，对门老李家的指着坡下说：“那不是你家老四吗？”四姐穿军衣，扎袖标，腰间还系着武装带，短发齐耳，都认不出来了。
父亲问她：“你的大辫儿呢？”四姐说：“剪了。”
四姐是第一批红卫兵，马上要去北京。
二哥回来，没有红袖标，也要去北京。
四姐十七岁，马上初三毕业。二哥十四岁，过了秋天上初二。
没有几天，母亲下班，我们发现她那个很厚的发髻也给剪了。
父亲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嘚瑟个甚。”
母亲说：“都剪，你不剪，行吗？”
父亲问：“那个银簪子呢？”
母亲说：“给扔了，谁还兴那个。”
第二天父亲去找，在一堆标语里把银簪子扒拉出来了。
后来父母不在了，三姐把这银簪子传给了我妻子。不值什么钱，却是我现在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父母的物件。我也渐老，才认识到，我们都比不上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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