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收到复试通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报考复旦大学的更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当天下午，我正在看《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时，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报考了历史地理专业，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是世界史专业。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顾承甫和杨正秦——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询问我的是顾晓鸣，后来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交谈中我暗自吃惊，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顾、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只有临阵突击，多多益善。
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各系的监考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并在周围巡察，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上午、下午各考一门，小题目已记不得了，大题目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要求今译并论述，另一段大概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没有什么意外的考题，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去医院。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
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如果你能考上研究生，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
10月初，我收到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学和闸北区中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产生了不少传说。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本科学历的。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后，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报名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上过大学。听了我的经历后，他们就开始做报考准备，并经常来我家复习政治和英语，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资历多高，一定要当好学生，“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除了走廊、厕所、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而图书馆、资料室和所有教室一到10点钟全部关门。但无论在年龄、生活习惯，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上，研究生都无法适应这一规定。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必须恶补。每天熄灯后，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一片读外语声。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书读到后半夜。
“文革”结束，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但是新事物、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